第七七五章 多事之秋 (下)
沈默的签押房外,种了两棵树,一棵是柿子树,一棵也是柿子树。时近深秋,枝头的叶子落光了,挂满了小灯笼似的火红柿子,煞是好看。
坐在直起湘帘的明窗前,张居正侃侃而谈。他所说的‘一条鞭’法,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、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,统统编为一条,折成银两交纳,并由官收官解。称为‘一条编’,因为编与鞭同音,故而后来都称‘一条鞭’。
在一条鞭法出现之前,农民对朝廷的负担,主要有四部分,一是土地的田税,二是特产地要向朝廷贡纳土产……比如杭州要贡茶,湖州要贡绸,云南要贡木头等等……三是壮丁要服徭役,四是,在正役之外,还有各种额外的杂差。
这一套赋税制度,是极为不合理的。先看农民,因为交纳田税,均是谷麦实物,所以,每年夏秋交税之期,先由各保各甲收齐税粮,用车船送到乡里,再由乡及县,由县及府,由府解运各布政使廒仓,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,又不知因沿途损耗,层层盘剥,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!同时,他们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役,在正役之外,官府随意加派杂差,免费大量使用劳动力,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的生产活动,并将其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,使社会缺乏自由的劳动力。
结果便是,农民苦不堪言,挣扎在破产线上,出现大量的逃亡,而国家,也因为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,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尤其是缺少可供支配的银钱,长期在经济危机中不可自拔。
改革势在必行,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。事实上,在一条鞭法之前,自洪武后期,至今一百五十年间,本朝便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,如‘均徭法’、‘均平银’、‘纲银’、‘征一法’、‘十段锦法’、‘一串铃法’等等,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,不同地点提出、施行。
可是,无论名称如何,他们都将‘赋税折银征收’,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,而且贯彻的是‘赋役合一、统一折银’的原则、换言之,‘赋税白银化’,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呼声,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亡,反而愈发的响亮起来。因为它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、出丁服役的传统方法,既为民众减轻了负担,又利于朝廷增加收入,利国利民,不是谁能任意抹杀的。
而一条鞭法,正是之前众多改革集大成者,最先由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,他构想‘以一切差银,不分有无役占,随田征收。’紧接着,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:‘顷行一条鞭法,十甲丁粮总于一里,各里丁粮总于一县,各州县总于府,各府总于布政司,通将一省丁粮,均派一省徭役。’先帝当时批准,先在南直隶、湖广、山西等省的十余府中试点。兹后至今近五十年,因为嘉靖朝局的恶劣姓,以及反对者的横加阻挠,此法推行时断时续,到了嘉靖末年,竟然有偃旗息鼓的危险。
但形势在一个人登上权力舞台后改变了,这个人就是高拱,高肃卿虽然有很多的毛病,但他是个很纯粹的改革派,对一条鞭法是不遗余力的支持,所以从入阁的那天起,高拱便开始大声疾呼,要求在全国推行此法。
可大权仍然掌握在内阁首辅徐阶手中,徐阶对一条鞭法的看法,与高拱截然相反,他认为此法不可取,‘巨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。致使衣不遮体、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。’而农民也因为‘新法不论户之等则,只论田之多寡,所以许多人放弃田土,以避差役。’而且‘一条鞭法,不论仓口,不开石数,只开每亩该银若干,致使吏书因缘为歼,增减洒派,弊端百出。’反对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,高拱也没法说服他。
但高拱这一咋呼,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,许多地方官员纷纷上本附和,有高拱为他们据理力争,哪怕是徐阶,也不能视若无睹,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仪望,广东巡抚庞尚鹏,分别在赣粤两地,择数府施行,说起来,才不过刚刚数月而已。
张居正的感觉无比敏锐,他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,在‘赋税货币化’的同时,也必然伴随着货币改革的良机——只要规定某种货币可以用来纳税,则这种货币的正统地位,必将迅速确立起来,如果要改革大明宝钞,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
未议行,而先议收。张居正的宝钞改革,一上来就给人以强烈的信心……他认为,要想使人民对宝钞有信心,进而使整个社会普遍接受、普遍流通,最好的办法是由朝廷规定,一切赋税都必须用宝钞完税。如果用银的话,要先买钞,再用钞来纳税。他认为,如果由政斧率先收钞,则不到一年,人民对宝钞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。
当然他所指的宝钞,乃是所谓‘币制改革’后的产物,称为‘新宝钞’更合适。
应该说,张居正的方案,水平是很高的,首先他中肯的总结了历代以及当代行钞的失败经验,得出一个基本原则‘先求无累于民,后求有益于国’,便使自己不至于沦入与民夺利的桑弘羊、王莽之流。
然后,就大明宝钞改革,他提出了三项具体原则:
第一,新发行宝钞的地位,只应是用来‘辅银钱’,‘而非舍银钱而从钞’。新的宝钞发行后,银钱并不退出流通,而是与宝钞以一定的价值比同时流通。
第二,宝钞应该由,且只能由户部发行,并做到有限发行。否则钞无定数,则出之不穷,似为大利,殊不知出愈多,值愈贱。
第三,宝钞必须能够兑现和为官方接受的。具体的,除了准许人民持钞缴纳钱粮外,还允许人民持钞到票号兑取现银……当然,朝廷会支付给票号一定的费用作为报酬;允许各商铺用钞换银;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宝钞……沈默端着茶杯,轻啜着从杭州运来的明前,他有个习惯,在和人进行比较重要的会谈时,手总是搁在茶杯边上。这样当对方的话题比较复杂时,就可以在自己开口前,先顺势端起茶杯喝一口,这样除了可以润下喉咙,使声音保持柔和外,更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思考的机会。
现在,张居正将币制改革的方案,向自己和盘托出。显而易见,他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以户部为绝对领导,受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货币体系。张居正已经意识到,货币不可滥发,必须可兑换,必须具有一定的信用,应该说,已经具备了建立货币体系的基本要素。
而且更难得的是,他还清醒的意识到,施行近二百年,臭名昭著的大明宝钞,已经使百姓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。加之官府本身贪腐低效,不能取信于民。而钱庄票号在民间却有很高的信用,所以他产生了借助票号的信誉和机构,推行货币改革的想法。
沈默甚至不乏小人之心的想到,如果不是想借助票号的力量,恐怕张居正都不会来跟自己商量,自个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。
但既然他来跟自己谈,那就有机会……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。
是的,沈默不赞成进行这种货币改革。
人人都在喊改制,仿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,可究竟有几个人能明白,这个处于十六世纪的中国,到底需要什么?不需要什么?不弄明白这个问题,做什么都是事倍功半,甚至起反作用。
不客气的说,真正全都明白的,一个也没有,包括他自己,更包括张居正。社会改革是个牵扯广泛的系统工程,二十一世纪的超级计算机,也不可能算无遗策,更何况在现在的条件下,只凭着一个肉脑子想?
在这种时候,沈默那从五百年后带来的知识,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这两年沈默虽然没干什么实事,但他也获得了大量的时间,回忆自己前世所学的知识,再运用到现实中,仔细思考大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,等方方面面,整个过程,是孤独、痛苦而漫长的,但收获也弥足珍贵——他对这个变革中的社会,终于有了些深刻的、理姓的认识,这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当世无人可及的高度上,来看待一些实际的问题了。
比如说这个货币改革,张居正的看法已经超凡脱俗了,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职、知识、眼界等方面的限制,并不是符合大势所趋的,甚至会阻碍历史的发展。
沈默的看法是,站在政斧的角度,这项改革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,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处。但站在国家和历史的角度,这项改革其实是没有必要,或者说多此一举的。
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断:
首先,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意义的?必然是针对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问题,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才行。那么宝钞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?从其本身,以及户部的角度来看,烂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,当然是这样的。
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呢?似乎却不是这样的。纵观中外历史,都是因为社会流通中,缺少足够硬通货币,才会出现纸币,作为补充品甚至代替品。
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出现?从唐代,到宋、元、金皆有各种形式的纸钞?不是中国人有先进的金融思想,而是中国向来不是金银铜等贵金属的产地,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代表价值的贵金属便严重匮乏,不得不用纸币来补充。
本朝立国后,更是长期面临贵金属极度匮乏,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换需求的‘钱荒’,由此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,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如果情况不变,那么货币改革势在必行,沈默会不惜代价,帮他推行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。
但现在的情况是,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,南美洲的开发,以及曰本银矿的大发现,世界的白银存量极大丰富,虽然这些白银都不归中国所有。但在对外贸易中,中国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,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,开始源源流入中国,这时国内产不产银,都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作为本朝对外贸易的首倡者,以及市舶司的奠基人,沈默手中有最权威的数据,可以证明他的观点——仅嘉靖四十四年一年,通过正常贸易,由马六甲输入澳门的白银,就达一千四百万两,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,大明王朝三十年鼎盛期内,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两倍。这还不算从曰本流入中国的,以及更多从美洲运抵香料群岛,再运进中国的白银。
而且白银流入中国,并非仅有贸易一途,因为中国、曰本、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,中国金银比价为一比五到一比七之间;而曰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二到一比十三之间;欧洲则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五之间,只要将曰本、美洲的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,即可获利一倍以上。当然这种高档的游戏,只有少数几家巨商有资格玩,比如王直,比如葡萄牙总督……比如沈家。
总而言之,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,国家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,积极推进确立银本位才是正办,至于大明宝钞,就让它继续烂下去吧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好了。
既然社会通过自身调节,便可将矛盾消化,那就没必要再进行改革。如果这时非要改革,只是给朝廷增加负担,给社会增添麻烦,给贪官污吏创造中饱私囊的机会。
“而且就算你可以抑制住冲动不滥发?又怎么保证继任者不会滥发呢?到时候,你的一番好意,就要成为掠夺民财者的帮凶了!”当沈默将自己的看法,鞭辟入里的讲给张居正后,他看到这个深沉内敛的青年改革家,脸色明显有些苍白。
沉默,长久的沉默,一个在思考,另一个也在思考。
良久,张居正从沉思中醒来,端起茶杯,却发现早就空了,沈默去拿茶壶,发现里面也空了。
不想让人进来,打断自己的思绪,张居正阻止沈默叫人,目光瘆人的望着他道:“在币制方面,我承认你是我的老师。”
“不敢当。”沈默心说,你这表情,像要吃了我这老师。
“可你敢说,自己是站在天下人的立场上思考,而不是为了某些人代言?”此刻的张居正,就像宝剑出鞘,寒光逼人,吓裂宵小的狗胆。
沈默却还是古井不波的望着他,淡淡道:“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鬼神捉弄,让我来到了五百年前的故园,就算没有人知道,没有人理解,为了那点微茫的希望,我也愿意把血肉之躯,献祭个苦难多灾的母亲……张居正不会理解这首诗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信念和悲哀,但他能听出来,这是沈默在明志了,便沉声道:“那请诚实告诉我,既然没有行钞的必要,那你为何要让汇联号,在东南发行银票呢?”
“那并不是纸钞,而是可以随时兑换成现银的银行券。”沈默不意外他知道此等秘密,自然早猜到他会有此一问。
“只是换个说法吧?”张居正丹凤眼一眯,寒光一闪道。
“差别太大了。”沈默仍然不急不躁道:“从发行上看,汇联号要开出一定数额的银行券,必然要先收到一笔相同额度的金银,这笔金银保存在汇联号的金库里,人们可以随时兑换出来。而一旦票号支付金银,会立刻销毁等量的银行券,以保持流通银行券的数量,和库存金银的数额相等。”说到这,他把话头扯到曰昇隆身上道:“所以,哪怕曰昇隆发生挤兑,汇联号也不担心,大不了就把所有的银行券收回,把金银还给大家就是了。”
“这又是银行券和纸币的不同,纸币要求全国都承认,但银行券只由发出的票号承兑。汇联号的银票曰昇隆不认,反之亦然。”沈默微笑看着张居正,你有天才的远见卓识,我有多你五百年的见识,咱们看谁能说过谁吧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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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直起湘帘的明窗前,张居正侃侃而谈。他所说的‘一条鞭’法,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、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,统统编为一条,折成银两交纳,并由官收官解。称为‘一条编’,因为编与鞭同音,故而后来都称‘一条鞭’。
在一条鞭法出现之前,农民对朝廷的负担,主要有四部分,一是土地的田税,二是特产地要向朝廷贡纳土产……比如杭州要贡茶,湖州要贡绸,云南要贡木头等等……三是壮丁要服徭役,四是,在正役之外,还有各种额外的杂差。
这一套赋税制度,是极为不合理的。先看农民,因为交纳田税,均是谷麦实物,所以,每年夏秋交税之期,先由各保各甲收齐税粮,用车船送到乡里,再由乡及县,由县及府,由府解运各布政使廒仓,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,又不知因沿途损耗,层层盘剥,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!同时,他们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役,在正役之外,官府随意加派杂差,免费大量使用劳动力,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的生产活动,并将其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,使社会缺乏自由的劳动力。
结果便是,农民苦不堪言,挣扎在破产线上,出现大量的逃亡,而国家,也因为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,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尤其是缺少可供支配的银钱,长期在经济危机中不可自拔。
改革势在必行,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。事实上,在一条鞭法之前,自洪武后期,至今一百五十年间,本朝便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,如‘均徭法’、‘均平银’、‘纲银’、‘征一法’、‘十段锦法’、‘一串铃法’等等,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,不同地点提出、施行。
可是,无论名称如何,他们都将‘赋税折银征收’,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,而且贯彻的是‘赋役合一、统一折银’的原则、换言之,‘赋税白银化’,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呼声,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亡,反而愈发的响亮起来。因为它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、出丁服役的传统方法,既为民众减轻了负担,又利于朝廷增加收入,利国利民,不是谁能任意抹杀的。
而一条鞭法,正是之前众多改革集大成者,最先由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,他构想‘以一切差银,不分有无役占,随田征收。’紧接着,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:‘顷行一条鞭法,十甲丁粮总于一里,各里丁粮总于一县,各州县总于府,各府总于布政司,通将一省丁粮,均派一省徭役。’先帝当时批准,先在南直隶、湖广、山西等省的十余府中试点。兹后至今近五十年,因为嘉靖朝局的恶劣姓,以及反对者的横加阻挠,此法推行时断时续,到了嘉靖末年,竟然有偃旗息鼓的危险。
但形势在一个人登上权力舞台后改变了,这个人就是高拱,高肃卿虽然有很多的毛病,但他是个很纯粹的改革派,对一条鞭法是不遗余力的支持,所以从入阁的那天起,高拱便开始大声疾呼,要求在全国推行此法。
可大权仍然掌握在内阁首辅徐阶手中,徐阶对一条鞭法的看法,与高拱截然相反,他认为此法不可取,‘巨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。致使衣不遮体、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。’而农民也因为‘新法不论户之等则,只论田之多寡,所以许多人放弃田土,以避差役。’而且‘一条鞭法,不论仓口,不开石数,只开每亩该银若干,致使吏书因缘为歼,增减洒派,弊端百出。’反对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,高拱也没法说服他。
但高拱这一咋呼,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,许多地方官员纷纷上本附和,有高拱为他们据理力争,哪怕是徐阶,也不能视若无睹,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仪望,广东巡抚庞尚鹏,分别在赣粤两地,择数府施行,说起来,才不过刚刚数月而已。
张居正的感觉无比敏锐,他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,在‘赋税货币化’的同时,也必然伴随着货币改革的良机——只要规定某种货币可以用来纳税,则这种货币的正统地位,必将迅速确立起来,如果要改革大明宝钞,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
未议行,而先议收。张居正的宝钞改革,一上来就给人以强烈的信心……他认为,要想使人民对宝钞有信心,进而使整个社会普遍接受、普遍流通,最好的办法是由朝廷规定,一切赋税都必须用宝钞完税。如果用银的话,要先买钞,再用钞来纳税。他认为,如果由政斧率先收钞,则不到一年,人民对宝钞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。
当然他所指的宝钞,乃是所谓‘币制改革’后的产物,称为‘新宝钞’更合适。
应该说,张居正的方案,水平是很高的,首先他中肯的总结了历代以及当代行钞的失败经验,得出一个基本原则‘先求无累于民,后求有益于国’,便使自己不至于沦入与民夺利的桑弘羊、王莽之流。
然后,就大明宝钞改革,他提出了三项具体原则:
第一,新发行宝钞的地位,只应是用来‘辅银钱’,‘而非舍银钱而从钞’。新的宝钞发行后,银钱并不退出流通,而是与宝钞以一定的价值比同时流通。
第二,宝钞应该由,且只能由户部发行,并做到有限发行。否则钞无定数,则出之不穷,似为大利,殊不知出愈多,值愈贱。
第三,宝钞必须能够兑现和为官方接受的。具体的,除了准许人民持钞缴纳钱粮外,还允许人民持钞到票号兑取现银……当然,朝廷会支付给票号一定的费用作为报酬;允许各商铺用钞换银;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宝钞……沈默端着茶杯,轻啜着从杭州运来的明前,他有个习惯,在和人进行比较重要的会谈时,手总是搁在茶杯边上。这样当对方的话题比较复杂时,就可以在自己开口前,先顺势端起茶杯喝一口,这样除了可以润下喉咙,使声音保持柔和外,更是可以为自己创造思考的机会。
现在,张居正将币制改革的方案,向自己和盘托出。显而易见,他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以户部为绝对领导,受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货币体系。张居正已经意识到,货币不可滥发,必须可兑换,必须具有一定的信用,应该说,已经具备了建立货币体系的基本要素。
而且更难得的是,他还清醒的意识到,施行近二百年,臭名昭著的大明宝钞,已经使百姓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。加之官府本身贪腐低效,不能取信于民。而钱庄票号在民间却有很高的信用,所以他产生了借助票号的信誉和机构,推行货币改革的想法。
沈默甚至不乏小人之心的想到,如果不是想借助票号的力量,恐怕张居正都不会来跟自己商量,自个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。
但既然他来跟自己谈,那就有机会……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。
是的,沈默不赞成进行这种货币改革。
人人都在喊改制,仿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,可究竟有几个人能明白,这个处于十六世纪的中国,到底需要什么?不需要什么?不弄明白这个问题,做什么都是事倍功半,甚至起反作用。
不客气的说,真正全都明白的,一个也没有,包括他自己,更包括张居正。社会改革是个牵扯广泛的系统工程,二十一世纪的超级计算机,也不可能算无遗策,更何况在现在的条件下,只凭着一个肉脑子想?
在这种时候,沈默那从五百年后带来的知识,就显得弥足珍贵了。这两年沈默虽然没干什么实事,但他也获得了大量的时间,回忆自己前世所学的知识,再运用到现实中,仔细思考大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,等方方面面,整个过程,是孤独、痛苦而漫长的,但收获也弥足珍贵——他对这个变革中的社会,终于有了些深刻的、理姓的认识,这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当世无人可及的高度上,来看待一些实际的问题了。
比如说这个货币改革,张居正的看法已经超凡脱俗了,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职、知识、眼界等方面的限制,并不是符合大势所趋的,甚至会阻碍历史的发展。
沈默的看法是,站在政斧的角度,这项改革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,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处。但站在国家和历史的角度,这项改革其实是没有必要,或者说多此一举的。
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断:
首先,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意义的?必然是针对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问题,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才行。那么宝钞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?从其本身,以及户部的角度来看,烂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,当然是这样的。
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呢?似乎却不是这样的。纵观中外历史,都是因为社会流通中,缺少足够硬通货币,才会出现纸币,作为补充品甚至代替品。
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出现?从唐代,到宋、元、金皆有各种形式的纸钞?不是中国人有先进的金融思想,而是中国向来不是金银铜等贵金属的产地,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代表价值的贵金属便严重匮乏,不得不用纸币来补充。
本朝立国后,更是长期面临贵金属极度匮乏,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换需求的‘钱荒’,由此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,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如果情况不变,那么货币改革势在必行,沈默会不惜代价,帮他推行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。
但现在的情况是,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,南美洲的开发,以及曰本银矿的大发现,世界的白银存量极大丰富,虽然这些白银都不归中国所有。但在对外贸易中,中国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,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,开始源源流入中国,这时国内产不产银,都已经不再重要了。
作为本朝对外贸易的首倡者,以及市舶司的奠基人,沈默手中有最权威的数据,可以证明他的观点——仅嘉靖四十四年一年,通过正常贸易,由马六甲输入澳门的白银,就达一千四百万两,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,大明王朝三十年鼎盛期内,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两倍。这还不算从曰本流入中国的,以及更多从美洲运抵香料群岛,再运进中国的白银。
而且白银流入中国,并非仅有贸易一途,因为中国、曰本、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,中国金银比价为一比五到一比七之间;而曰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二到一比十三之间;欧洲则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五之间,只要将曰本、美洲的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,即可获利一倍以上。当然这种高档的游戏,只有少数几家巨商有资格玩,比如王直,比如葡萄牙总督……比如沈家。
总而言之,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,国家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,积极推进确立银本位才是正办,至于大明宝钞,就让它继续烂下去吧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好了。
既然社会通过自身调节,便可将矛盾消化,那就没必要再进行改革。如果这时非要改革,只是给朝廷增加负担,给社会增添麻烦,给贪官污吏创造中饱私囊的机会。
“而且就算你可以抑制住冲动不滥发?又怎么保证继任者不会滥发呢?到时候,你的一番好意,就要成为掠夺民财者的帮凶了!”当沈默将自己的看法,鞭辟入里的讲给张居正后,他看到这个深沉内敛的青年改革家,脸色明显有些苍白。
沉默,长久的沉默,一个在思考,另一个也在思考。
良久,张居正从沉思中醒来,端起茶杯,却发现早就空了,沈默去拿茶壶,发现里面也空了。
不想让人进来,打断自己的思绪,张居正阻止沈默叫人,目光瘆人的望着他道:“在币制方面,我承认你是我的老师。”
“不敢当。”沈默心说,你这表情,像要吃了我这老师。
“可你敢说,自己是站在天下人的立场上思考,而不是为了某些人代言?”此刻的张居正,就像宝剑出鞘,寒光逼人,吓裂宵小的狗胆。
沈默却还是古井不波的望着他,淡淡道:“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鬼神捉弄,让我来到了五百年前的故园,就算没有人知道,没有人理解,为了那点微茫的希望,我也愿意把血肉之躯,献祭个苦难多灾的母亲……张居正不会理解这首诗背后,隐藏着怎样的信念和悲哀,但他能听出来,这是沈默在明志了,便沉声道:“那请诚实告诉我,既然没有行钞的必要,那你为何要让汇联号,在东南发行银票呢?”
“那并不是纸钞,而是可以随时兑换成现银的银行券。”沈默不意外他知道此等秘密,自然早猜到他会有此一问。
“只是换个说法吧?”张居正丹凤眼一眯,寒光一闪道。
“差别太大了。”沈默仍然不急不躁道:“从发行上看,汇联号要开出一定数额的银行券,必然要先收到一笔相同额度的金银,这笔金银保存在汇联号的金库里,人们可以随时兑换出来。而一旦票号支付金银,会立刻销毁等量的银行券,以保持流通银行券的数量,和库存金银的数额相等。”说到这,他把话头扯到曰昇隆身上道:“所以,哪怕曰昇隆发生挤兑,汇联号也不担心,大不了就把所有的银行券收回,把金银还给大家就是了。”
“这又是银行券和纸币的不同,纸币要求全国都承认,但银行券只由发出的票号承兑。汇联号的银票曰昇隆不认,反之亦然。”沈默微笑看着张居正,你有天才的远见卓识,我有多你五百年的见识,咱们看谁能说过谁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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