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80章 朕岂能留患于后?
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,见于《太祖实录》所载: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,趋事执役以奉上者,庶民之事。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,而复役其家,则君子、野人无所分别,非劝士待贤之道。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,有田土者输租税外,悉免其徭役。
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:则君子、野人无所分别,非劝士待贤之道。
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,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,其内涵在于: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。
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,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。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。
既然如此,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,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。
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‘民为邦本’这件事多么重要的,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。
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。
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,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。
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彭泽讲‘不可轻率’就是谋国之言。
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。
当然,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。
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,第一,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,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。
第二,清朝与明朝不一样,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。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,清朝则不是,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。
第三,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、酝酿的过程,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。
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、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,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。
尤其顺治年间,清朝不断恢复旧制,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‘olddays’又回来了,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。
所谓的清初三大案,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。
在这几十年,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,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,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。
在此之前,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,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,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,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,声音都是他们的,那就更加美好了。
但事实证明,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。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,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。
后来,清廷禁止各种‘盟社’,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。随后又有文字狱,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。
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,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,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。
自此以后,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,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,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。
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。
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,他要受礼教的约束,他的基本盘是士绅。
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,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;他手中的政治力量,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。
“朕在凤阳会说,到了杭州也会说,所以彭泽你先宽心,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。”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,且冷静。
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,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,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。
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,“陛下在淮安府、应天府查处之事,想必也是为了……造势?”
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,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。
“洪武年间,定了太祖成法,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,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,陛下若是要改此法,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。”荆少奎补充道。
他说的是历史史实。
朱元璋当然是个伟大的帝王,但他有一个不好,就是他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,他觉得自己设计好了一切,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变了。
就像户籍制度,你爹是工匠,你以后就当工匠。你是农民、你是军人,我们朱家是皇室。好,就这样,从此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日子,都别闹腾。
因而还有《皇明祖训》警告子孙的那句话:“凡我子孙,钦承朕命,毋作聪明,乱我已成之法,一字不可改易。”
“朕,当然明白。但你们也都知道,今时不同往日,百余年来,民间不断通过藏匿、投献等方式缩小朝廷的税基,就像军屯的萎缩一样。而就如荆少奎所说,土地投献都是私下行为,朝廷难以监管,若是不改,总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税,剩余的两成不仅要自耕农交税,还要他们服役,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上层。到那个时候,就不是改法,而是改朝换代了。”
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,他不是要教训人,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,“朕,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,朕在意的是百姓,是江山。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,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。再自夸一句,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,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,朕若不做,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?”
凉亭里安静了会儿。
直到某个时刻又响起皇帝的呢喃,“……湖广荆襄一带的流民问题目前还只是疥癣之疾,等到朝廷逼得老百姓没了活路,逼得他们成为流民,到时候会不会天下皆是流民呢?”
忽然之间,荆少奎撩起了官袍,他跪在了坐在石凳上的皇帝脚下,“陛下德才兼备,刚毅果敢,担当社稷之重任,心系万民之福祉,十年来,内修政理,外拓疆土,振王师之威,守四海之土。治水患,抚百姓,兴教育,种种惠政,实乃宗社之幸,万民之幸。臣今日在此起誓,愿追随陛下,忠心耿耿,竭尽全力,以成陛下之大计!”
他这样带头,谢迁和彭泽自然也会跟上。
不过谢迁还是担心,他再忠心之言的末了加上一句,“……臣惟愿陛下不可操之过急,以免天下士绅与朝廷离心离德,致使社稷有动荡之危。”
“明日就是祭祖,朕会向祖宗明此心迹,若是祖宗不许,将来到了地下朕再请罪,但朕知道,想必祖宗也知道,你们都是大明的忠臣。”
三人再次深深伏地,皇帝能讲出这番话,那是极少极少的。似乎很多年前,还是太子时便显现了他的那种担当。
不管怎么说,经历了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以后,大明能再出这样的帝王,他们作为正直臣子,其实是能感受到‘幸福’两个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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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:则君子、野人无所分别,非劝士待贤之道。
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,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,其内涵在于: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。
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,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。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。
既然如此,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,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。
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‘民为邦本’这件事多么重要的,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。
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。
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,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。
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彭泽讲‘不可轻率’就是谋国之言。
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。
当然,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。
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,第一,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,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。
第二,清朝与明朝不一样,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。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,清朝则不是,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。
第三,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、酝酿的过程,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。
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、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,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。
尤其顺治年间,清朝不断恢复旧制,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‘olddays’又回来了,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。
所谓的清初三大案,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。
在这几十年,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,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,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。
在此之前,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,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,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,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,声音都是他们的,那就更加美好了。
但事实证明,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。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,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。
后来,清廷禁止各种‘盟社’,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。随后又有文字狱,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。
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,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,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。
自此以后,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,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,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。
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。
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,他要受礼教的约束,他的基本盘是士绅。
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,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;他手中的政治力量,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。
“朕在凤阳会说,到了杭州也会说,所以彭泽你先宽心,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。”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,且冷静。
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,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,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。
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,“陛下在淮安府、应天府查处之事,想必也是为了……造势?”
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,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。
“洪武年间,定了太祖成法,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,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,陛下若是要改此法,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。”荆少奎补充道。
他说的是历史史实。
朱元璋当然是个伟大的帝王,但他有一个不好,就是他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,他觉得自己设计好了一切,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变了。
就像户籍制度,你爹是工匠,你以后就当工匠。你是农民、你是军人,我们朱家是皇室。好,就这样,从此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日子,都别闹腾。
因而还有《皇明祖训》警告子孙的那句话:“凡我子孙,钦承朕命,毋作聪明,乱我已成之法,一字不可改易。”
“朕,当然明白。但你们也都知道,今时不同往日,百余年来,民间不断通过藏匿、投献等方式缩小朝廷的税基,就像军屯的萎缩一样。而就如荆少奎所说,土地投献都是私下行为,朝廷难以监管,若是不改,总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税,剩余的两成不仅要自耕农交税,还要他们服役,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上层。到那个时候,就不是改法,而是改朝换代了。”
朱厚照的语气并不激烈,他不是要教训人,而是以一种深深的忧虑来论述,“朕,不是那种要留下什么好名声的帝王,朕在意的是百姓,是江山。朕的目的也不在于多征一点税,而在于消除后世巨大的隐患。再自夸一句,三代以来的帝王之中,朕也还算个强势的君主,朕若不做,难道留给后嗣的软弱之君?”
凉亭里安静了会儿。
直到某个时刻又响起皇帝的呢喃,“……湖广荆襄一带的流民问题目前还只是疥癣之疾,等到朝廷逼得老百姓没了活路,逼得他们成为流民,到时候会不会天下皆是流民呢?”
忽然之间,荆少奎撩起了官袍,他跪在了坐在石凳上的皇帝脚下,“陛下德才兼备,刚毅果敢,担当社稷之重任,心系万民之福祉,十年来,内修政理,外拓疆土,振王师之威,守四海之土。治水患,抚百姓,兴教育,种种惠政,实乃宗社之幸,万民之幸。臣今日在此起誓,愿追随陛下,忠心耿耿,竭尽全力,以成陛下之大计!”
他这样带头,谢迁和彭泽自然也会跟上。
不过谢迁还是担心,他再忠心之言的末了加上一句,“……臣惟愿陛下不可操之过急,以免天下士绅与朝廷离心离德,致使社稷有动荡之危。”
“明日就是祭祖,朕会向祖宗明此心迹,若是祖宗不许,将来到了地下朕再请罪,但朕知道,想必祖宗也知道,你们都是大明的忠臣。”
三人再次深深伏地,皇帝能讲出这番话,那是极少极少的。似乎很多年前,还是太子时便显现了他的那种担当。
不管怎么说,经历了英宗、代宗、宪宗以后,大明能再出这样的帝王,他们作为正直臣子,其实是能感受到‘幸福’两个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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