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77求降
从首辅值房出来,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,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,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,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。
惟一单独注明的,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,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,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,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。
条子写好后,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,让他派人送往工部,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。
魏广德不知道的是,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,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
原本历史上,自弘治年后,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、曹、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,洪水漫淹鱼台、沛县一带泗河,运道屡被淤塞,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。
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,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:改开新渠,以避黄泛。
“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,以避秦沟、浊河之险.比来河患不在山东、河南、丰沛,而专在徐、邳,故先欲开河口以远河势。经久之策……在开河以避洪水”。
翁大立的建议,当时不仅未被采纳,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。
然而自他开始,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“河之议”。
隆庆五年四月,黄河又在邳州决口。
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河,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。
雒遵勘察后上言,开河虽然取道便捷,但施工实在艰难,并列举了“开三难”。
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,下令再次勘查。
这一次,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,让朱衡转变了看法。
奏报开“有三难,大略如遵指”,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,徐、邳之间堤高水深,不必再另行开河了。
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“开六难”、“永罢开之策”之议等,使朝廷上反对开的意见占了上风,这样开挖河的事也就作罢了。
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,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,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。
最起码,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,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,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。
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,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,重提开挖河。
他在《开疏》中系统阐明,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,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。
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“三难”之说,称自己派钻探、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“三难”的地方逐个勘察,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。
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,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,如此深入详实、精准透辟,入情入理,势如高屋建瓴,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,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、教条、庸冗之风,形成鲜明对照。
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,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,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。
万历看后,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,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,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。
开挖河之役,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,即可成为现实。
然而,侯于赵实地查看后,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,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,事先修好丰、沛的堤防,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。
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,也与侯于赵一样,“谓开非数年不成,当以治河为急”。
万历皇帝听后,很不高兴。
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,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,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,指责他们是“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”。
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“先治黄河后开“的想法,使开之议再次泡汤。
至此,“开河”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,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,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,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。
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,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、徐州,漕运再次被阻。
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,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,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,从韩庄向东,引湖水经过彭河走。
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,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。
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,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,河道向南迁移,徐州、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。
到此时,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,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。
在刘东星主持下,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,对河槽加宽加深。
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,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。
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,以便纤挽船只,避免湖中行船风险。
河虽然初步开通,但尚不能通运,仅能通行小船:“河身尚浅,水二、三尺不等,江浙、湖广粮船重大,艰以通航”。
万历三十一年,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,并于次年正月上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》,其中提出开河的“六善”、“二不疑”说,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,言之具体而现实,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。
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,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。
李化龙循旧迹,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,渐转东南郗山,至韩庄折向东,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,全长二百六十里,统称河,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。
至此,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,直到新中国建立,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,再未改变。
实际上,迦运河的开通,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,用清代治河专家、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:“有明一代治河,莫善河之绩。既避黄河之险,又资泉湖之利”。
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,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:即“借黄行运”派与“避黄行运”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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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一单独注明的,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,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,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,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。
条子写好后,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,让他派人送往工部,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。
魏广德不知道的是,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,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。
原本历史上,自弘治年后,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、曹、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,洪水漫淹鱼台、沛县一带泗河,运道屡被淤塞,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。
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,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:改开新渠,以避黄泛。
“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,以避秦沟、浊河之险.比来河患不在山东、河南、丰沛,而专在徐、邳,故先欲开河口以远河势。经久之策……在开河以避洪水”。
翁大立的建议,当时不仅未被采纳,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。
然而自他开始,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“河之议”。
隆庆五年四月,黄河又在邳州决口。
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河,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。
雒遵勘察后上言,开河虽然取道便捷,但施工实在艰难,并列举了“开三难”。
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,下令再次勘查。
这一次,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,让朱衡转变了看法。
奏报开“有三难,大略如遵指”,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,徐、邳之间堤高水深,不必再另行开河了。
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“开六难”、“永罢开之策”之议等,使朝廷上反对开的意见占了上风,这样开挖河的事也就作罢了。
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,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,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。
最起码,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,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,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。
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,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,重提开挖河。
他在《开疏》中系统阐明,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,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。
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河的“三难”之说,称自己派钻探、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“三难”的地方逐个勘察,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。
傅希挚关于开挖河的奏疏,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,如此深入详实、精准透辟,入情入理,势如高屋建瓴,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,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、教条、庸冗之风,形成鲜明对照。
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,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,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。
万历看后,即命工部都给事中侯于赵,会同傅希挚和巡漕御史刘光国,共同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议案来回报。
开挖河之役,看似已经说动了万历皇帝的心,即可成为现实。
然而,侯于赵实地查看后,却提出了一些实际的问题,认为应该先开凿良城伏石,事先修好丰、沛的堤防,再慢慢商议动工开挖河的事。
主管此事的工部在呈报中的说法,也与侯于赵一样,“谓开非数年不成,当以治河为急”。
万历皇帝听后,很不高兴。
责备侯于赵等人阻碍这件事,对其勘察的奏议表示质疑,并说这和傅希挚的奏议大不相同,指责他们是“不能靠其办成大事的人”。
但实际上仍听任了他们“先治黄河后开“的想法,使开之议再次泡汤。
至此,“开河”之议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,对朝廷来说拿不起又放不下,朝臣们对此更是忌惮慎言,再不敢触碰这个话题。
这种情况持续到万历二十一年,黄河又决口下漫沛县、徐州,漕运再次被阻。
当时舒应龙任总河尚书,他借宣泄微山湖及其鱼台等县积水的议题,奏准在韩庄开一支渠,从韩庄向东,引湖水经过彭河走。
韩庄支渠开挖虽然仍没有解决运河避开黄淤的问题,但它却在很大意义上揭开了开挖河的帷幕。
之后在万历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黄河大水之际,黄河又在徐州黄决口,河道向南迁移,徐州、吕梁以下河段几乎断流。
到此时,开挖迦运河已经由考虑变成必须,朝中大臣这才开始支持此议。
在刘东星主持下,于原来舒应龙开挖的韩庄支渠基础上,对河槽加宽加深。
刘东星排除种种困难,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开通了河。
并于韩庄向北在湖东开河四十五里,以便纤挽船只,避免湖中行船风险。
河虽然初步开通,但尚不能通运,仅能通行小船:“河身尚浅,水二、三尺不等,江浙、湖广粮船重大,艰以通航”。
万历三十一年,时任总河侍郎的李化龙再一次提出开挖河通运,并于次年正月上《请开河酌浚故道疏》,其中提出开河的“六善”、“二不疑”说,更全面阐述了开通运和避黄的必要性及益处,言之具体而现实,深得万历皇帝的赞成。
诏命即刻集中力量开工,为漕运大计做好长远的打算。
李化龙循旧迹,自夏镇南李家口向东经种口,渐转东南郗山,至韩庄折向东,经台儿庄转东南至邳县直河口入黄河,全长二百六十里,统称河,至万历三十二年五月通航。
至此,后世可见的京杭大运河才算彻底确定下来,直到新中国建立,运河依旧保持着现在的河道,再未改变。
实际上,迦运河的开通,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水患对漕运的阻碍,用清代治河专家、河道总督靳铺的评价说:“有明一代治河,莫善河之绩。既避黄河之险,又资泉湖之利”。
综观明代围绕山东南部的治河保运,朝廷大臣在主张上形成两派:即“借黄行运”派与“避黄行运”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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