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六章、治大国如烹小鲜
天子无私事,裴该的一言一行,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,以编纂《起居注》。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,或东汉明帝时代,但一直不设专职,要到晋朝,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——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。
所以除非军国要务,严禁外泄,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,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——且还有工部、虞部掺和呢。因而不数日后,便有多名朝臣上奏,以天下未定,府库未充之故,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。
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,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,能够浪费多少人力、物力?裴嶷却反倒提出:“新都非旦夕可成,必须先期规划。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,国家之盛,即便天下尚未底定,亦可因应形势,徐徐为之。”
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,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,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,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?陈延思则表示,以洛阳为都城正好,何必再劳民伤财,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?
不必裴该开口,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——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,岂容他人破坏?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,就跟“器勒工名”一般,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,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。
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,说:“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,乃设西京,此事既成定论,御史不宜再沮。则旧日狭迫之城,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?即便天子仍居洛,而不时西巡,亦当建城……”
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,并且趁机提出建议:“今祖公于三台破羯,所俘近万之众,行将押来河南。臣以为,与其如诸公所言,设屯务农,不如予我工部,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,以便钱粮丰足时,营建新都。
“从来俘虏最难安置,彼等既从羯,罪不可绾,唯天子仁厚,不忍加诛,然亦不可轻纵。彼等释耒耜已久,唯恃气力,与其务农,不如务工。工劳而死,前罪自赎,工劳而不死,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,复为国家编户。总比征劳役,伤农人,为合宜一些吧。”
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——私人工程队也不多,而且规模都很小——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,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,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。徐渝就此建议,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,把战俘充作劳役呢?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,新的战俘——不仅仅如今的羯赵,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——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,废物利用,不是很好嘛。
裴该览奏,颇为心动,但还是警告徐渝:“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,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,卿勿急于事工,而浪执彼等性命。彼等既曾为兵,若唯死而已,振臂一呼,必然生乱啊!”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。
开国天子,权威还是很盛的,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,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,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。
或谓: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,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……
当然啦,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,终究群臣旧习难改,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,而要雅驯(生涩)得多;至于裴该所下诏命,多由秘书润色,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,而由秘书拟稿,亦难免雕琢之态——顶多质朴一些,力求靠拢两汉文学、建安风骨罢了。
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,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,秘书省郭璞、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且说诏命既下,传达到御史省,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对熊远、陈頵等人发牢骚,说:“天子所信用者,多贪功近利之辈,国家未定,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?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,而罔顾国事。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……”
有人自然就有江湖,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,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,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,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,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。此前在晋时,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,和裴党或称西党,双方明争暗斗不休;至于祖氏,军权虽盛,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,导致集团小弱,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。
等到华朝肇建,东党乃趋势微,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、宜都县公,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、新息侯,但都没有实职,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,即便第三号人物荀闿,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。
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,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,掌权之后,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。统而言之,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,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。
天下高门,无过裴、荀,所以裴嶷、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,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、王卓等,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。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,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,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。
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,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,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,或者实权副职。出身稍高一些的,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,比方说柳卓、柳习、韦鸿、胡焱、辛攀、辛明等,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,甚至出于商贾之家,比方说徐渝、郁翎、周铸、妫昇、蒋通等辈。
裴该想要扶持寒门,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,但寒门虽不是阿斗,却也不是几道限田、设学、科举之类的诏令,立刻就能人才辈出,充斥朝堂的,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,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。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,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,既有从龙之功,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,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,因而做事格外卖力。
当然啦,在儒臣派看来,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,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,太急于邀宠了,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。裴粹在关中,就曾经写信给裴嶷,说:“如汉初名相,萧、曹也,不闻有魏、黄……”
萧何、曹参的施政,秉持黄老之意,无为而治,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;魏相、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,但执法过刚、施政过苛,唯有在太平时节、盛世之际,才能显身扬名啊。所以说——“愿文冀为萧、曹,勿为魏、黄也。”
裴嶷对此的回答是:“乱世用重典,国贫谋事功,且待天下大定,方能宽政无为。”你说得有道理,但还不是时候。
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,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,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,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,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,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,那就谁都看不清了。
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,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,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,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。其实枢密省之设,也同样是平衡儒臣、吏僚的一种手段。
汉初诸吕乱政,之所以失败,为有周勃在也。只要运用得当,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,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。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,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,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:
“或谓晋乱之时,武夫跋扈,劝天子勿置枢密,可稍稍制约武人。然我以为,天子置枢密,非重武也,实限武也。古来出将而得入相,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,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,对政事几无置喙处。由此既加军衔,则与文政无涉,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,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,无可复见。
“是以奉劝吾儿,早卸都督之任,唯取刺史、太守之职。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,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?”
裴该的这份心思,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——即便是皇后荀氏——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,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。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,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,这种想法,明晰的人就很多了。
关中曾开科举,但是规模不大,既已改朝换代,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,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。于是裴该重兴太学,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,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——太学是只看学问,而不论门第,皆可入学的,而且管食宿,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。
长安新城遥遥无期,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,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,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,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——长安学校仍然保留,作为太学的分校,且将来二都并立,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。
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,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,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,再自关中赴洛——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。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,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,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,说唯大将班师,天子才可郊迎,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,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——
“以宰相出迎,以示朝廷重儒,足矣。”
就是这“以示朝廷重儒”几个字,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。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,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,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,用儒政。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,仅仅因为属于郑学,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。
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,就学问而言是发展,是进步,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,则正好反转过来。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?为郑学也;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?在理论上方便改造,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。
既然如此,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,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,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,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。
老子云:“治大国如烹小鲜。”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,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,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,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,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,进而影响朝局,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,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。即便真是远见卓识,倘若准备不足,施行操切,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,那就变成王莽啦。
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,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。
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,但事实上自古以来,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,收入不入国家府库——当然啦,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,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,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。
裴该明确家、国之别后,以皇后、太子的汤沐邑为名,接收了洛中内外和河东的十几处庄园——多半是抄没的罪臣家产——统一归少府管理。少府设卿、丞,前者由士人担任,负责皇家产业的经营和财税的出入,后者由宦官充任,负责宫廷事务的日常管理。首任少府就是才刚从江南逃过来的裴常——其父裴嗣则只领了一个微阳县侯的爵位,志得意满,安享晚年去了。
举凡新农具、新耕法,乃至新的农业协作方式的试行,新品种甚至新物种的试种、试育,新商品的制造和流通,裴该都利用闲暇时指导裴常等人,并要求他们大胆去做试验,若有成效,便可推广。即便试验失败了——那可能性是相当大的——也不过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,在裴该看来,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经算是很俭省了,即便把内库全都填了皇庄的缺口,也不至于吃糠咽菜,要被迫额外向国库伸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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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除非军国要务,严禁外泄,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,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——且还有工部、虞部掺和呢。因而不数日后,便有多名朝臣上奏,以天下未定,府库未充之故,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。
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,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,能够浪费多少人力、物力?裴嶷却反倒提出:“新都非旦夕可成,必须先期规划。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,国家之盛,即便天下尚未底定,亦可因应形势,徐徐为之。”
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,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,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,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?陈延思则表示,以洛阳为都城正好,何必再劳民伤财,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?
不必裴该开口,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——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,岂容他人破坏?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,就跟“器勒工名”一般,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,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。
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,说:“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,乃设西京,此事既成定论,御史不宜再沮。则旧日狭迫之城,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?即便天子仍居洛,而不时西巡,亦当建城……”
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,并且趁机提出建议:“今祖公于三台破羯,所俘近万之众,行将押来河南。臣以为,与其如诸公所言,设屯务农,不如予我工部,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,以便钱粮丰足时,营建新都。
“从来俘虏最难安置,彼等既从羯,罪不可绾,唯天子仁厚,不忍加诛,然亦不可轻纵。彼等释耒耜已久,唯恃气力,与其务农,不如务工。工劳而死,前罪自赎,工劳而不死,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,复为国家编户。总比征劳役,伤农人,为合宜一些吧。”
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——私人工程队也不多,而且规模都很小——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,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,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。徐渝就此建议,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,把战俘充作劳役呢?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,新的战俘——不仅仅如今的羯赵,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——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,废物利用,不是很好嘛。
裴该览奏,颇为心动,但还是警告徐渝:“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,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,卿勿急于事工,而浪执彼等性命。彼等既曾为兵,若唯死而已,振臂一呼,必然生乱啊!”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。
开国天子,权威还是很盛的,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,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,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。
或谓: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,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……
当然啦,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,终究群臣旧习难改,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,而要雅驯(生涩)得多;至于裴该所下诏命,多由秘书润色,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,而由秘书拟稿,亦难免雕琢之态——顶多质朴一些,力求靠拢两汉文学、建安风骨罢了。
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,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,秘书省郭璞、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且说诏命既下,传达到御史省,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对熊远、陈頵等人发牢骚,说:“天子所信用者,多贪功近利之辈,国家未定,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?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,而罔顾国事。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……”
有人自然就有江湖,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,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,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,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,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。此前在晋时,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,和裴党或称西党,双方明争暗斗不休;至于祖氏,军权虽盛,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,导致集团小弱,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。
等到华朝肇建,东党乃趋势微,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、宜都县公,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、新息侯,但都没有实职,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,即便第三号人物荀闿,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。
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,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,掌权之后,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。统而言之,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,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。
天下高门,无过裴、荀,所以裴嶷、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,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、王卓等,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。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,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,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。
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,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,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,或者实权副职。出身稍高一些的,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,比方说柳卓、柳习、韦鸿、胡焱、辛攀、辛明等,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,甚至出于商贾之家,比方说徐渝、郁翎、周铸、妫昇、蒋通等辈。
裴该想要扶持寒门,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,但寒门虽不是阿斗,却也不是几道限田、设学、科举之类的诏令,立刻就能人才辈出,充斥朝堂的,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,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。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,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,既有从龙之功,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,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,因而做事格外卖力。
当然啦,在儒臣派看来,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,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,太急于邀宠了,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。裴粹在关中,就曾经写信给裴嶷,说:“如汉初名相,萧、曹也,不闻有魏、黄……”
萧何、曹参的施政,秉持黄老之意,无为而治,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;魏相、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,但执法过刚、施政过苛,唯有在太平时节、盛世之际,才能显身扬名啊。所以说——“愿文冀为萧、曹,勿为魏、黄也。”
裴嶷对此的回答是:“乱世用重典,国贫谋事功,且待天下大定,方能宽政无为。”你说得有道理,但还不是时候。
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,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,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,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,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,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,那就谁都看不清了。
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,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,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,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。其实枢密省之设,也同样是平衡儒臣、吏僚的一种手段。
汉初诸吕乱政,之所以失败,为有周勃在也。只要运用得当,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,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。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,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,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:
“或谓晋乱之时,武夫跋扈,劝天子勿置枢密,可稍稍制约武人。然我以为,天子置枢密,非重武也,实限武也。古来出将而得入相,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,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,对政事几无置喙处。由此既加军衔,则与文政无涉,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,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,无可复见。
“是以奉劝吾儿,早卸都督之任,唯取刺史、太守之职。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,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?”
裴该的这份心思,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——即便是皇后荀氏——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,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。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,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,这种想法,明晰的人就很多了。
关中曾开科举,但是规模不大,既已改朝换代,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,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。于是裴该重兴太学,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,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——太学是只看学问,而不论门第,皆可入学的,而且管食宿,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。
长安新城遥遥无期,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,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,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,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——长安学校仍然保留,作为太学的分校,且将来二都并立,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。
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,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,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,再自关中赴洛——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。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,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,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,说唯大将班师,天子才可郊迎,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,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——
“以宰相出迎,以示朝廷重儒,足矣。”
就是这“以示朝廷重儒”几个字,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。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,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,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,用儒政。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,仅仅因为属于郑学,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。
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,就学问而言是发展,是进步,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,则正好反转过来。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?为郑学也;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?在理论上方便改造,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。
既然如此,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,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,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,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。
老子云:“治大国如烹小鲜。”裴该自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,于施政更感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于改革也不敢再如从前那般,尽可能地放开手脚了,他希望能够在保证社会安定的前提下,逐渐地用天子的诏命来引导舆论,进而影响朝局,而不象历史上那些暴君似的,近乎以一人独治天下。即便真是远见卓识,倘若准备不足,施行操切,等到发现问题了再朝令夕改,那就变成王莽啦。
所以包括产业方面的新想法,裴该都先把皇庄当作试验田。
皇庄这个名词始于明代,但事实上自古以来,皇家即拥有部分山林池泽的所有权,收入不入国家府库——当然啦,秦汉以降的九卿制多由君主私属转化而来,本来皇家的和国家的,就区分得不是很清楚。
裴该明确家、国之别后,以皇后、太子的汤沐邑为名,接收了洛中内外和河东的十几处庄园——多半是抄没的罪臣家产——统一归少府管理。少府设卿、丞,前者由士人担任,负责皇家产业的经营和财税的出入,后者由宦官充任,负责宫廷事务的日常管理。首任少府就是才刚从江南逃过来的裴常——其父裴嗣则只领了一个微阳县侯的爵位,志得意满,安享晚年去了。
举凡新农具、新耕法,乃至新的农业协作方式的试行,新品种甚至新物种的试种、试育,新商品的制造和流通,裴该都利用闲暇时指导裴常等人,并要求他们大胆去做试验,若有成效,便可推广。即便试验失败了——那可能性是相当大的——也不过皇家短少了一部分收入而已,在裴该看来,自己如今的日常供奉已经算是很俭省了,即便把内库全都填了皇庄的缺口,也不至于吃糠咽菜,要被迫额外向国库伸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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