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三章、全新的开端
晋晏平元年岁末,腊月丙申日,裴该登受禅台,司马邺北向而立,华恒进献玉玺,群臣山呼万岁。[随_梦]е旋即祭天受命,践祚登基,建国号为“华”,期以翌日,也即新春元旦,为靖德元年。
封晋主司马邺为高平公。
曾经有人建议,还当酬晋主为王爵才好,裴该就问了:“何以魏受汉禅,不与献帝王爵啊?”汉魏之禅,才是源头,理当遵从其典制。
裴嶷复请从周礼,建三恪,倒是得到了裴该的首肯。所谓“三恪”,是指周朝肇建,即维持前三朝的祭祀,于其子孙封邦建国,以示传承有序。不过具体是哪三恪,却向来众说纷纭,或云封虞、夏、商之后于陈、杞、宋,或云封黄帝、尧、舜之后于蓟、祝、陈——则杞、宋为二王之后,不在三恪之内。
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战国时代别的什么“子”生造出来的概念吧。
裴该于旧礼多不感冒,竭力删繁就简,抛弃那些纯属面子工程的玩意儿,但这就必然会引发士大夫阶层的不满,认为新朝不讲“礼”。故而对于建三恪之类惠而不费的玩意儿——又不是真建封国,不过多出份俸禄罢了——他也就捏着鼻子认可了。
华朝前论三恪,当指汉、魏、晋。当年汉献帝禅让,被降封为山阳公,五传而没于“永嘉之难”,裴嶷等人找到一个叫刘祭的,继承山阳公爵号。后魏元帝禅让,被降封为陈留王,两传而没于“永嘉之难”,复觅得曹操玄孙曹劢,封为陈留公。乃并高平公司马邺,为其三恪。
从魏制,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礼郊祭,上书不称臣,京都有事于太庙,则致胙。
华朝的都城,或议仍守洛阳,或议迁往长安。前者的理由,是洛阳自后汉以来,三朝为都,又居天下之中,理当沿袭;况且羯贼未灭,国家方用兵于东,则朝廷官署居于长安,未免太过遥远了一些。后者的理由,则因长安为裴氏兴旺的根基,其于洛中的统治则仍嫌薄弱,为策万全,还当返归长安去才是。
裴该本人是倾向于长安的,因为他觉得关东的战事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,新建王朝的中心还应当向西移,一则镇定戎狄势大的关西地区,二则便于收取凉州后继续向西域发展,规复两汉以来的最大疆域。但就目前而论,自己还应坐镇洛阳为是——越是薄弱,才越是需要天子亲自镇定啊。于是对群臣说:“昔周之得天下,亦复两都,我何不可两都啊?”
周之故都,即名为周,文王灭崇后于沣水西岸营建丰京,武王于伐商前,于丰京西北建镐京,号宗周。等到攻陷朝歌,名义上小邦周代大国商而为天下之共主,为了镇定殷商故地,乃建洛邑为新都,号为成周。历代多以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,但后世根据金文考证,事实上周成王五年,即自宗周东迁至成周,因此大致可以判定,西周之时,两都并重。
其后刘邦称帝,初都洛阳,复徙长安,但洛阳的地位仍然高过普通郡治。东汉虽都洛阳,却于长安周边沿用了西汉京兆之名,且河南、京兆二尹并置。再往后定都关中者,往往要于所谓“天下之中”设置陪都——比如隋唐两代,便皆以洛阳为东都,其间李治、武曌常居东都,武周建立后,更是直接定洛阳为都城,号神都。
所以裴该提出并置两都,并没有遭受多少阻力,乃定长安为西京,洛阳为东都。他打算在平灭羯赵,且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后,便命人在龙首原以南——也即唐代长安城所在——营建新的都城,即从洛阳正式迁入。如今则命荀崧为西京留守。
追尊皇高祖裴茂为圣皇帝,皇曾祖裴潜为太皇帝,皇祖裴秀为世皇帝,皇考裴頠为烈皇帝,皇兄裴嵩为愍王。
裴该唯一妻、一子,所以顺理成章的,当册封荀氏为皇后,裴俭为太子。只是荀氏母子尚在关中,并未抵达洛阳——因为闺女儿还小,娘亲真离不开,也不便抱女远行——故而册封典礼暂且延后。
重新梳理朝廷官署,于中央,正式罢废三公九卿制,而在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,建六省十部制。所谓六省,即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、枢密省、御史省和秘书省。
中书等三省亦魏、晋以来旧制,但其架构更为谨严,逐渐向隋唐靠拢。其中中书省掌机要、政令,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,下设侍郎、舍人等职;门下省掌诏令之审核与封驳,以左右侍中为其长官,下设侍郎、常侍等职;尚书省掌民事,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,下设六部。
枢密省则是裴该的新创,主掌军事,以枢密使为主官,枢密副使为其佐官,下设四部。
当然啦,这只是理想罢了,就目前的状况,朝廷架构还必须维持半拉军政府的形态。在裴该这个强力的开国君主治下,中书唯承旨而已,门下也主要对下而不敢对上,尚书、枢密才是最为权重的要害部门。
乃以王卓、裴诜掌中书,华恒、祖纳掌门下,裴嶷、殷峤掌尚书,陶侃、郭默掌枢密。
此四省最贵,其长官,包括仆射、侍中及枢密使,共七人,皆列正三品,并为宰相,于禁中设国事堂,每日会商理政。至于国事会议的主席,则由七人轮值担任,一轮恰好七日,合“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”七曜之数,是故后世即以七日为一“星期”也……
御史省即旧御史府,掌监察,督责百官——主要对内,其原本长安行台从事中郎所负责的对外情报工作,则分拆后移交给了尚书省之礼部,以及枢密省之枢部——以御史大夫为其主官,正四品,御史中丞为其佐官,下设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、按察御史等职。首任御史大夫为荀闿,御史中丞为熊远。
秘书省负责天子的文书工作,以秘书卿为其主官,正五品,秘书监为其佐官,下设舍人、令史等职。首任秘书卿自然是郭璞,秘书监为胡飞。
其尚书六部分别为:礼部,掌祭祀及藩属与外国往来事;吏部,掌选举、考试与官员的任免、迁调等事;度部,掌户籍、财税等事;刑部,掌刑罚、诉讼等事;工部,掌营造、修缮等事;虞部,掌山林水泽、矿藏及流通等事——旧长安行台之商部并入虞部。
其枢密四部分别为:兵部,掌军政;枢部,掌军令;警部:掌地方治安与郡县戍守军;屯部,掌军屯、民屯等事——旧长安行台之行部并入尚书礼部。
此十部皆以尚书为部之主官,从三品,侍郎为副;部下又分司理事,以郎中为司之主官,从五品,丞为副,下设主事、令史等职,其任多为行台旧人,也兼用部分尚书旧吏——比方说张异、孙珍等。
地方行政暂且从旧,但裴该与群臣商议,谋划在天下大定后,情势许可下,恢复前汉之制,即废州而只设郡、县二级;但将部分人口繁盛、地位重要的郡改称为州,比普通的郡要高上半级。譬如改京兆为雍州、河南为洛州、河东为汾州、河内为沁州、荥阳为郑州、陈留为汴州、颍川为许州、魏郡为魏州、范阳为涿州、汉中为梁州、蜀郡为益州、江陵为荆州、丹阳为扬州……等等。
州命刺史,正从五品;郡命太守,正从六品,县不分大小,一律任命县令,自从六品而至正八品。县下更分一都多乡,朝廷直命亭长,为正从九品。
此外议在州郡上再设监察道,由御史省外派按察御史(正从七品),负责一道官吏之督责及民风之访察——一如汉之刺史、唐之黜陟使、明前期之巡抚。
将以旧雍、秦二州并汉中郡为陕西道;凉州为平凉道;以梁(除汉中郡)、益二州为巴蜀道;黄河、太行之间为山西道;黄河以南的司、兖、豫三州为河南道;黄河以北、太行以东为河北道;幽州东部及平州为辽宁道;青州为山东道;徐州为淮东道;荆州为湖北道;湘州为湖南道;扬州为江南道;江州为江西道;广州为广东道;交州为广西道;宁州为云南道;待收西域,则拟定其名为新疆道。
——多数都是因为裴该执意,起了近似于穿越前的省名,他本人会觉得亲切一些,使用起来也方便一些。
如上所述,彻底罢废秩禄制,凡官员皆以品级以别高下,自正一品至从九品,总计十八阶,职事则随才录用,或从闲入剧,或去高就卑,迁从出入,参差不定。其职事高者称“守”,职事卑者称“行”。其武品十八阶各有名号,是为军衔,分别为元帅、元戎、大将、上将、中将、少将、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、大尉、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、大士、上士、中士、少士。
目前唯祖逖为最高品的元帅,陶侃都只是元戎而已。
文武官员,其高品(三品以上)者别有散官,加之本品之上,以示尊崇。如文官正一品为上公,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;从一品为公,即少师、少傅、少保;正二品比公,司徒、司空、仪同三司;从二品为上卿,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特进;正三品为卿,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;从三品比卿,太仆、廷尉、少府。
武官正一品为上柱国、大将军、太尉;从一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;正二品柱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冠军将军;从二品领军将军、护军将军、抚军将军;正三品镇军将军、龙骧将军、虎威将军;从三品都护将军、讨逆将军、破虏将军——多循旧称,但因裴该久任晋之大司马,故不命,而改称为“上柱国”。祖逖即为上柱国,陶侃为骠骑将军。
爵分八等,唯同姓始可封王,设亲王、郡王两等;异姓则公侯,设郡公、县公、县侯、亭侯四等,各有食邑,受所封郡、县、亭(亲王食州)赋税的十分之一。其它尚有无食邑之散爵两等,为伯与子,各领俸而已。王、公皆不就国,不开幕,不理民,不领军。
——但就理论上而言,即便裴嶷、裴诜等虽为同姓,终究血缘疏隔,几出五服之外,故而暂且无人得以封王。裴嶷、裴粹两支诸裴皆封为郡、县公——裴嶷以兄子裴开为嗣,裴粹以长子裴诜为嗣,故此二人不封。外姓唯祖逖、荀崧、陶侃、荀组、王卓五人为郡公,华恒、卞壸、郗鉴三人为县公,余皆侯、伯、子等。
别封司马睿为吴县公,刘琨为涿县公,张寔为福禄(酒泉郡治)公,周访为南郑公,王敦为彭泽公,至于他们受不受的(也包括卞望之),暂且另说。
至于服制,裴该不顾群臣反对,大幅度删繁就简,四时祭服唯用一套,天子九章十二旒、诸王七章九旒,公侯五章七旒,伯子三章五旒,以下皆无章无旒。
朝服则罢高山、獬豸诸冠,文臣并用进贤冠,着锦袍。天子冠五梁;王公冠四梁,佩玉蝉,围饰玉带,紫绶金章,或准用玉印;三品以上文臣冠三梁,佩金蝉,围饰金带,紫绶金章;五品以上文臣冠二梁,佩银蝉,围饰银带,赤绶银章;七品以上文臣冠单梁,不佩蝉,围素革带,墨绶铜章;七品以下戴介帻,无绶、铁章。
武官依品,带、绶、章与文臣相同,但戴皮弁或平上帻,着袴褶——源于胡服,为便骑射也——且弁、盔上不饰蝉,而以其它饰品标示军衔:元帅、元戎弁饰两柄交叉金钺;将级弁饰一到四枚金星;校级弁饰一到四枚银星;尉级戴平上帻,饰一到四枚铜扣;士级亦平上帻,无饰,唯袖标上以一到四横道来标志上下。
裴该本人,除非大朝或祭日,则往往不戴进贤冠,不着衮衣或锦袍,而戴垂脚的乌纱帽,着袴褶,且登靴见人。在群臣看来,是天下尚未底定,故此着戎服以示不忘武事也;其实裴该本人仅仅是觉得这么穿着简单,且便于活动而已,倘若还有另一个穿越者,乍一瞧过去,或许会把他当成唐宋士人……
至于上行下效,此等简单方便的服饰逐渐流行,则属后话了。
(第十二卷“丈夫北击胡”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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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晋主司马邺为高平公。
曾经有人建议,还当酬晋主为王爵才好,裴该就问了:“何以魏受汉禅,不与献帝王爵啊?”汉魏之禅,才是源头,理当遵从其典制。
裴嶷复请从周礼,建三恪,倒是得到了裴该的首肯。所谓“三恪”,是指周朝肇建,即维持前三朝的祭祀,于其子孙封邦建国,以示传承有序。不过具体是哪三恪,却向来众说纷纭,或云封虞、夏、商之后于陈、杞、宋,或云封黄帝、尧、舜之后于蓟、祝、陈——则杞、宋为二王之后,不在三恪之内。
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战国时代别的什么“子”生造出来的概念吧。
裴该于旧礼多不感冒,竭力删繁就简,抛弃那些纯属面子工程的玩意儿,但这就必然会引发士大夫阶层的不满,认为新朝不讲“礼”。故而对于建三恪之类惠而不费的玩意儿——又不是真建封国,不过多出份俸禄罢了——他也就捏着鼻子认可了。
华朝前论三恪,当指汉、魏、晋。当年汉献帝禅让,被降封为山阳公,五传而没于“永嘉之难”,裴嶷等人找到一个叫刘祭的,继承山阳公爵号。后魏元帝禅让,被降封为陈留王,两传而没于“永嘉之难”,复觅得曹操玄孙曹劢,封为陈留公。乃并高平公司马邺,为其三恪。
从魏制,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礼郊祭,上书不称臣,京都有事于太庙,则致胙。
华朝的都城,或议仍守洛阳,或议迁往长安。前者的理由,是洛阳自后汉以来,三朝为都,又居天下之中,理当沿袭;况且羯贼未灭,国家方用兵于东,则朝廷官署居于长安,未免太过遥远了一些。后者的理由,则因长安为裴氏兴旺的根基,其于洛中的统治则仍嫌薄弱,为策万全,还当返归长安去才是。
裴该本人是倾向于长安的,因为他觉得关东的战事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,新建王朝的中心还应当向西移,一则镇定戎狄势大的关西地区,二则便于收取凉州后继续向西域发展,规复两汉以来的最大疆域。但就目前而论,自己还应坐镇洛阳为是——越是薄弱,才越是需要天子亲自镇定啊。于是对群臣说:“昔周之得天下,亦复两都,我何不可两都啊?”
周之故都,即名为周,文王灭崇后于沣水西岸营建丰京,武王于伐商前,于丰京西北建镐京,号宗周。等到攻陷朝歌,名义上小邦周代大国商而为天下之共主,为了镇定殷商故地,乃建洛邑为新都,号为成周。历代多以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,但后世根据金文考证,事实上周成王五年,即自宗周东迁至成周,因此大致可以判定,西周之时,两都并重。
其后刘邦称帝,初都洛阳,复徙长安,但洛阳的地位仍然高过普通郡治。东汉虽都洛阳,却于长安周边沿用了西汉京兆之名,且河南、京兆二尹并置。再往后定都关中者,往往要于所谓“天下之中”设置陪都——比如隋唐两代,便皆以洛阳为东都,其间李治、武曌常居东都,武周建立后,更是直接定洛阳为都城,号神都。
所以裴该提出并置两都,并没有遭受多少阻力,乃定长安为西京,洛阳为东都。他打算在平灭羯赵,且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后,便命人在龙首原以南——也即唐代长安城所在——营建新的都城,即从洛阳正式迁入。如今则命荀崧为西京留守。
追尊皇高祖裴茂为圣皇帝,皇曾祖裴潜为太皇帝,皇祖裴秀为世皇帝,皇考裴頠为烈皇帝,皇兄裴嵩为愍王。
裴该唯一妻、一子,所以顺理成章的,当册封荀氏为皇后,裴俭为太子。只是荀氏母子尚在关中,并未抵达洛阳——因为闺女儿还小,娘亲真离不开,也不便抱女远行——故而册封典礼暂且延后。
重新梳理朝廷官署,于中央,正式罢废三公九卿制,而在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,建六省十部制。所谓六省,即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、枢密省、御史省和秘书省。
中书等三省亦魏、晋以来旧制,但其架构更为谨严,逐渐向隋唐靠拢。其中中书省掌机要、政令,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,下设侍郎、舍人等职;门下省掌诏令之审核与封驳,以左右侍中为其长官,下设侍郎、常侍等职;尚书省掌民事,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,下设六部。
枢密省则是裴该的新创,主掌军事,以枢密使为主官,枢密副使为其佐官,下设四部。
当然啦,这只是理想罢了,就目前的状况,朝廷架构还必须维持半拉军政府的形态。在裴该这个强力的开国君主治下,中书唯承旨而已,门下也主要对下而不敢对上,尚书、枢密才是最为权重的要害部门。
乃以王卓、裴诜掌中书,华恒、祖纳掌门下,裴嶷、殷峤掌尚书,陶侃、郭默掌枢密。
此四省最贵,其长官,包括仆射、侍中及枢密使,共七人,皆列正三品,并为宰相,于禁中设国事堂,每日会商理政。至于国事会议的主席,则由七人轮值担任,一轮恰好七日,合“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”七曜之数,是故后世即以七日为一“星期”也……
御史省即旧御史府,掌监察,督责百官——主要对内,其原本长安行台从事中郎所负责的对外情报工作,则分拆后移交给了尚书省之礼部,以及枢密省之枢部——以御史大夫为其主官,正四品,御史中丞为其佐官,下设侍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监察御史、按察御史等职。首任御史大夫为荀闿,御史中丞为熊远。
秘书省负责天子的文书工作,以秘书卿为其主官,正五品,秘书监为其佐官,下设舍人、令史等职。首任秘书卿自然是郭璞,秘书监为胡飞。
其尚书六部分别为:礼部,掌祭祀及藩属与外国往来事;吏部,掌选举、考试与官员的任免、迁调等事;度部,掌户籍、财税等事;刑部,掌刑罚、诉讼等事;工部,掌营造、修缮等事;虞部,掌山林水泽、矿藏及流通等事——旧长安行台之商部并入虞部。
其枢密四部分别为:兵部,掌军政;枢部,掌军令;警部:掌地方治安与郡县戍守军;屯部,掌军屯、民屯等事——旧长安行台之行部并入尚书礼部。
此十部皆以尚书为部之主官,从三品,侍郎为副;部下又分司理事,以郎中为司之主官,从五品,丞为副,下设主事、令史等职,其任多为行台旧人,也兼用部分尚书旧吏——比方说张异、孙珍等。
地方行政暂且从旧,但裴该与群臣商议,谋划在天下大定后,情势许可下,恢复前汉之制,即废州而只设郡、县二级;但将部分人口繁盛、地位重要的郡改称为州,比普通的郡要高上半级。譬如改京兆为雍州、河南为洛州、河东为汾州、河内为沁州、荥阳为郑州、陈留为汴州、颍川为许州、魏郡为魏州、范阳为涿州、汉中为梁州、蜀郡为益州、江陵为荆州、丹阳为扬州……等等。
州命刺史,正从五品;郡命太守,正从六品,县不分大小,一律任命县令,自从六品而至正八品。县下更分一都多乡,朝廷直命亭长,为正从九品。
此外议在州郡上再设监察道,由御史省外派按察御史(正从七品),负责一道官吏之督责及民风之访察——一如汉之刺史、唐之黜陟使、明前期之巡抚。
将以旧雍、秦二州并汉中郡为陕西道;凉州为平凉道;以梁(除汉中郡)、益二州为巴蜀道;黄河、太行之间为山西道;黄河以南的司、兖、豫三州为河南道;黄河以北、太行以东为河北道;幽州东部及平州为辽宁道;青州为山东道;徐州为淮东道;荆州为湖北道;湘州为湖南道;扬州为江南道;江州为江西道;广州为广东道;交州为广西道;宁州为云南道;待收西域,则拟定其名为新疆道。
——多数都是因为裴该执意,起了近似于穿越前的省名,他本人会觉得亲切一些,使用起来也方便一些。
如上所述,彻底罢废秩禄制,凡官员皆以品级以别高下,自正一品至从九品,总计十八阶,职事则随才录用,或从闲入剧,或去高就卑,迁从出入,参差不定。其职事高者称“守”,职事卑者称“行”。其武品十八阶各有名号,是为军衔,分别为元帅、元戎、大将、上将、中将、少将、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、大尉、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、大士、上士、中士、少士。
目前唯祖逖为最高品的元帅,陶侃都只是元戎而已。
文武官员,其高品(三品以上)者别有散官,加之本品之上,以示尊崇。如文官正一品为上公,即太师、太傅、太保;从一品为公,即少师、少傅、少保;正二品比公,司徒、司空、仪同三司;从二品为上卿,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、特进;正三品为卿,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;从三品比卿,太仆、廷尉、少府。
武官正一品为上柱国、大将军、太尉;从一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、卫将军;正二品柱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冠军将军;从二品领军将军、护军将军、抚军将军;正三品镇军将军、龙骧将军、虎威将军;从三品都护将军、讨逆将军、破虏将军——多循旧称,但因裴该久任晋之大司马,故不命,而改称为“上柱国”。祖逖即为上柱国,陶侃为骠骑将军。
爵分八等,唯同姓始可封王,设亲王、郡王两等;异姓则公侯,设郡公、县公、县侯、亭侯四等,各有食邑,受所封郡、县、亭(亲王食州)赋税的十分之一。其它尚有无食邑之散爵两等,为伯与子,各领俸而已。王、公皆不就国,不开幕,不理民,不领军。
——但就理论上而言,即便裴嶷、裴诜等虽为同姓,终究血缘疏隔,几出五服之外,故而暂且无人得以封王。裴嶷、裴粹两支诸裴皆封为郡、县公——裴嶷以兄子裴开为嗣,裴粹以长子裴诜为嗣,故此二人不封。外姓唯祖逖、荀崧、陶侃、荀组、王卓五人为郡公,华恒、卞壸、郗鉴三人为县公,余皆侯、伯、子等。
别封司马睿为吴县公,刘琨为涿县公,张寔为福禄(酒泉郡治)公,周访为南郑公,王敦为彭泽公,至于他们受不受的(也包括卞望之),暂且另说。
至于服制,裴该不顾群臣反对,大幅度删繁就简,四时祭服唯用一套,天子九章十二旒、诸王七章九旒,公侯五章七旒,伯子三章五旒,以下皆无章无旒。
朝服则罢高山、獬豸诸冠,文臣并用进贤冠,着锦袍。天子冠五梁;王公冠四梁,佩玉蝉,围饰玉带,紫绶金章,或准用玉印;三品以上文臣冠三梁,佩金蝉,围饰金带,紫绶金章;五品以上文臣冠二梁,佩银蝉,围饰银带,赤绶银章;七品以上文臣冠单梁,不佩蝉,围素革带,墨绶铜章;七品以下戴介帻,无绶、铁章。
武官依品,带、绶、章与文臣相同,但戴皮弁或平上帻,着袴褶——源于胡服,为便骑射也——且弁、盔上不饰蝉,而以其它饰品标示军衔:元帅、元戎弁饰两柄交叉金钺;将级弁饰一到四枚金星;校级弁饰一到四枚银星;尉级戴平上帻,饰一到四枚铜扣;士级亦平上帻,无饰,唯袖标上以一到四横道来标志上下。
裴该本人,除非大朝或祭日,则往往不戴进贤冠,不着衮衣或锦袍,而戴垂脚的乌纱帽,着袴褶,且登靴见人。在群臣看来,是天下尚未底定,故此着戎服以示不忘武事也;其实裴该本人仅仅是觉得这么穿着简单,且便于活动而已,倘若还有另一个穿越者,乍一瞧过去,或许会把他当成唐宋士人……
至于上行下效,此等简单方便的服饰逐渐流行,则属后话了。
(第十二卷“丈夫北击胡”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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