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九章、校长
西汉之初,太学生不过五十人而已,但至东汉后期,人数则激增到三万,竟在洛阳城内形成了专门的太学区,但即便如此,总体而言,官学的招生面还是很狭窄的。
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,多为贵族子弟,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——虽然财产不丰,但考其家世,其实也未必低了;至于四姓小侯学,那更不用说了,向来只招收樊、郭、阴、马四家子弟——没办法,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。
说白了,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、官宦子弟,而即便地方官学,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。因此逮至汉末,私学乃再度大兴,招生面广,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。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,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;卢植在涿县,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,由此即可得见一斑。
然而汉末乱世,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,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。西晋初期的太学,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,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;到了惠帝元康三年,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,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,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,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。至于地方官学,寥寥无几,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。
原因很简单,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,只招收少量自费生,则当社稷紊乱,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,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。至于世家门阀,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,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。
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,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,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。想要扶持寒门,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,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,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,就算总量庞大,沙中淘金,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?
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,主张不论身份高低,“唯才是举”,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,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,不要世家的苗……
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,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,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,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,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。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,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,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,就算应命,真把学校建起来,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。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——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——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,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,普招雍、秦、凉、梁四州子弟。
对,也包括梁州,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,但就理论上而言,也算是潼关以西,是他行台执掌之地。
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,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,随便挑几套相邻的,前后打通便可。况且裴该还“发明”了雕版印刷术——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,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,大致描述一番,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,与之相比,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——先用《姓氏志》和《百家姓》开路,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。
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,最关键的——你得先有老师啊。
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,就目前而言,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,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,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,那么很多关西士人,也包括旧日官僚,裴该与之相谈,觉得毫无才具,唯能死读书的,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。然而老师一大群,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,有名望,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,这事才算四面俱光。
自然而然地,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。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,真搁到儒学史上,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——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——但乱世之中,关西虽大,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。况且据裴嶷所说,董老先生“《三礼》之义,唯尊郑氏”。
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,并无研究,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。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,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;到魏晋又一变,化为玄学,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;唐儒复归人事,宋儒化为理学,从此之后,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,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,走向社会的反动面……
但就同一时期,儒学各派孰高孰下,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——当然啦,基于对理学的厌恶,他感觉南宋之时,浙学为上,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,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然而他知道,在这魏晋之际,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,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,究其根由,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,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。虽然仍为晋臣,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,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,那就是:凡司马家提倡的,我就一定要反对,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,也一定要暗中设法,给他掀个底儿掉!
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,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,裴该便即往顾茅庐,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,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《姓氏志》,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。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,再度遣使,盛情相邀,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——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,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,孔子不就是以“师”著名的么?
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,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,盛情款待,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。他说目前师资都到位了,打算您一履任,便即公开召生,我的计划是,不论出身,只要有志向学者,十五以上,四十以下,皆可入学。
之所以规定年龄,是汉代就有年逾六十,白发苍苍仍为太学生的,裴该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教育资源嘛,那种老帮菜就算学出来了,还能做什么?我搞教育是为了培养基层官吏,还真不是玩儿慈善啊。
董景道沉吟道:“不论出身,皆可入学么?还须加以甄别,以免假意向学及作奸犯科者混杂其中……”
裴该点头道:“这是自然……”官学生自然学杂费全免,并且公费住宿,甚至公费吃喝,这些优惠条件一颁布,不知道什么阿猫阿狗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来呢,我又哪儿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?
于是对董景道解释说:“京师国子学及太学,只召官员子弟,即便汉代太学生,亦由官吏荐举,某以为,如此则闭了不少士人向学之门,有违夫子‘有教无类’之本意也。或云当使其长吏审核身份,出具凭信,证明向无作奸犯科事,始可入学,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,则一郡一县士人难免蒙屈。
“因此将审核之权,尽付于先生,有何才具,须作何考试始可入学,入学后当遵学律,而学律如何制定,等等,请先生详细筹划,与我相商,以便具体行文。商议既定,条文既具,则无论招收、开革,权在先生,行台绝不掣肘。”
说到这里,裴该微微一笑,打比方说:“譬若某人曾犯国法,既已得赦,则先生若观其为可造之才,有悔过之意,亦可录用;设若我家子弟,身入学校而违律,只要证据确凿,先生亦可放心开革,我绝不为彼等说情。”
此外裴该还计划着,把教育经费全都下拨给董景道,由他自主筹划,包括召多少学生,怎么开饭费等等。以后行台也会按年统筹出一笔资金来,源源不断地供给,老先生只需要把账做好了,由行台派员前去核查即可。
董景道闻言,表面上不动声色,眼中却分明闪烁着欣悦的光芒,便即朝裴该拱拱手:“多谢大司马。”裴该笑道:“此为国家,非我个人之私,先生何必道谢?唯愿天下才士,咸出先生门下,他日为吏做宰,可以振兴社稷。”
随即二人乃开始就办学的细节问题,展开讨论。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,但既然裴该已经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,基本上算是给钱给政策,让他独立办学,也便不宜再争了。何事不喜呢?就是“校长”这个名号。
长安行台办学,当然不能再叫太学、国子学,裴该即取汉代地方学、校、庠、序四级的前两字,称为“学校”——在老先生想来,必是如此来由。这倒是无所谓,可是为什么要叫我“校长”呢?
一则校在学下,我凭啥不能叫“学长”?二则“长”字用作官称,并不尊贵,譬如大县为令,小县为长,再譬如大司马三军中,队以下三级主官才称长,再上就称督乃至帅了。
所以老先生认为最合适的名称,应该为“学令”,再不济模仿中央,直接叫博士也成啊……算了,不跟大司马纠结这些细节问题了,我先做几年校长再说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董景道与裴该大致商议定了,便即退归为他准备的精舍,去拟定办学的计划书。但计划书还没能报上来,裴该便即得到裴诜急报,说平阳内乱,刘粲已然挥师北上了。
于是急召幕僚们商议,大家伙儿都说,可以命甄随趁此机会夺占汾阴和闻喜,从而收复河东全郡。尤其是裴家那几个,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——虽说其实很多人打出生就没怎么回过老家——偏偏刘粲堵在临汾和绛邑之间不走,则为了大局考虑,只好先忍着,如今终于忍无可忍,不必再忍啦。
几名武夫想得更远,郭默当即建议:“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,刘粲、刘曜相争不休,我军正好趁机北上,击其虚疲,直下平阳!”
陶侃也说:“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,用郭嘉之计,先纵二袁相争,然后趁间取利——臣以为是其时也,当命甄随收复河东后,继续北上,寻机或可再克复平阳。”
诸将都说,平阳是胡汉根基所在,即便死马,也有几斤骨头,光靠甄随一旅之众,恐怕难克。就此纷纷请令,希望能够带兵上阵,增援甄随。
然而度部掾柳卓却连连摇头,说:“倘若粮秣物资充足,我军早便下河东而向平阳了,何待二刘相争啊?而今府库空虚,若非日前周士达遣人资供,早已入不敷出,恐怕我亦一头撞死在明公驾前了……岂有余力,再供输更多兵马北上哪?”
所谓“周士达遣人资供”,是指杨虎在汉中屯积了不少粮食,周访本来粮秣将尽,既得进入南郑,一下子就吃得满嘴流油。然而汉中虽然多年积聚,粮秣丰足,武器装备却比较稀缺,周访正在烦闷,杨虎献计,说咱们不如拿粮食去关中换兵器吧。
因为此前裴该利用郁翎等商贾,就跟杨虎做过买卖,虽然双方乃是敌国,而且还见过仗——杨虎曾经奉李雄之命,北出应援过杨难敌——不宜官方交往,但可以通过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。
周访因此便取出万余斛粮草,供输关中,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。不过周士达并没有明言交换,他派女婿陶瞻前来,自称是因为大司马此前派兵策应,又命上洛郡守裴轸送粮——虽然没派上用场——故而特意贡献以酬恩德。特命陶瞻与其父陶侃私见,备言汉中甲杖如何欠缺,不便抵挡巴氐的侵扰,陶侃会意,当即上禀裴该,请裴该以数十领甲、数千柄刀、数千支矛,及少量弓矢下赐。
然后当然也会说,关中正缺粮食,汉中若有,可再贡些来;关中兵器尚有余裕,汉中若乏,也可明打申请。
——这就对了嘛,同朝为臣,上下级之间,做什么生意啊?我们是正常的贡献和赐予关系。
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来,陶侃就和颜悦色地问道:“既下闻喜、汾阴,搜其府库,及命县中大户供应,颇能得粮。但不知预估其数,及府库所有,可再出多少军啊?”
柳卓沉吟少顷,手指拢在袖子里盘算了一番,回应道:“最多五千军……闻喜、汾阴所有,难以估算,若计点府库现存,则以两千为宜。”
郭默连声道:“太少,太少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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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学生因官吏推荐而得入学,多为贵族子弟,只有少量出身贫寒者——虽然财产不丰,但考其家世,其实也未必低了;至于四姓小侯学,那更不用说了,向来只招收樊、郭、阴、马四家子弟——没办法,因为就是这四家出资创建的呀。
说白了,中央官学主要招收贵族、官宦子弟,而即便地方官学,也不是对普通平头百姓开放的。因此逮至汉末,私学乃再度大兴,招生面广,以此填补官学的空缺。比如说郑玄在高密授课,贩夫走卒皆任其听讲;卢植在涿县,靠着织席贩屦为生的刘备都能拜入门下,由此即可得见一斑。
然而汉末乱世,不但遏阻了私学的发展,就连官学亦受到极大冲击。西晋初期的太学,规模比之东汉缩减了数十倍不止,但仍在其上增设国子学;到了惠帝元康三年,明确规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国子学,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学,就此学校成为了官宦子弟的禁脔,世家门阀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权。至于地方官学,寥寥无几,始终都没能兴盛起来。
原因很简单,理论上官学生都是公费的,只招收少量自费生,则当社稷紊乱,国家财政也濒临崩溃的时候,谁还有钱去搞教育啊。至于世家门阀,他们可以在自家内部搞族学嘛,自然也不肯掏钱出来资助公家。
裴该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门阀对教育的垄断,唯此才能将更多寒门才俊吸纳进体系中来,扩大和稳固统治基础。想要扶持寒门,光靠考试制度是不够的,因为在缺乏足够教育资源的前提下,寒门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为低,就算总量庞大,沙中淘金,究竟能出几个人才呢?
裴该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,主张不论身份高低,“唯才是举”,自不可能无条件地倾向于寒门,甚至于宁要寒门的草,不要世家的苗……
故此当关中政局大致稳定之后,他就耐着性子与群僚商议,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台,又向郁翎等商贾贷款,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笔教育经费来。虽说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国皆设郡学,如今这一政策也扩大到了秦州,但终究地方财政困难,就算应命,真把学校建起来,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。裴该不打算把这笔教育经费普散地方——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——就计划着在长安城内,建一所规模较大的学堂,普招雍、秦、凉、梁四州子弟。
对,也包括梁州,虽然目前只有一个汉中郡为周访所据,但就理论上而言,也算是潼关以西,是他行台执掌之地。
学校的硬件设备好解决,长安城内本来就有很多空房子,随便挑几套相邻的,前后打通便可。况且裴该还“发明”了雕版印刷术——那玩意儿原理很简单,此前他不过三言两语,大致描述一番,徐渝很快就领着工匠们给搞出来了,与之相比,反倒是改良造纸术难度更大——先用《姓氏志》和《百家姓》开路,随即便大量印刷五经。
但是学校的软件却比较烦难,最关键的——你得先有老师啊。
其实老师也不是太难找,就目前而言,裴该还不打算搞国民教育,他也没有那个精神头儿,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,那么很多关西士人,也包括旧日官僚,裴该与之相谈,觉得毫无才具,唯能死读书的,就都可以往学校里塞。然而老师一大群,还必须得找一个有本事,有名望,镇得住场子的老先生来当校长,这事才算四面俱光。
自然而然地,裴该便想到了董景道。虽说董景道在当世为大儒,真搁到儒学史上,连浪花都翻不起一朵来——裴该前世就几乎未闻其名——但乱世之中,关西虽大,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。况且据裴嶷所说,董老先生“《三礼》之义,唯尊郑氏”。
其实裴该对于历朝历代的儒学派别,并无研究,也不大分得出优劣高下来。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为一变,毫无节操地迎合统治阶级;到魏晋又一变,化为玄学,也就是沿着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远;唐儒复归人事,宋儒化为理学,从此之后,这辆破车就越行越散架,终于彻底固化了国民思想,走向社会的反动面……
但就同一时期,儒学各派孰高孰下,裴该多半分不出好赖——当然啦,基于对理学的厌恶,他感觉南宋之时,浙学为上,虽说浙学和理学究竟有啥区别,他其实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然而他知道,在这魏晋之际,主要的儒学流派就是王学和郑学,而且基本上郑学被王学按在地上摩擦,究其根由,王学的始祖王肃是司马昭的岳父啊,自然有官方给他撑腰。虽然仍为晋臣,但鉴于原本历史上西晋之亡和东晋之衰,裴该暗中秉持着一条原则,那就是:凡司马家提倡的,我就一定要反对,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异议,也一定要暗中设法,给他掀个底儿掉!
因此当初裴嶷推荐董景道,一听说此乃郑学大家,裴该便即往顾茅庐,再加上老先生也并不难说话,还给裴该出主意编纂《姓氏志》,则裴该欲用此老久矣。这回为了发展文教事业,再度遣使,盛情相邀,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辞了——教书育人对于士人来说,那可是最光荣的职业啊,孔子不就是以“师”著名的么?
裴该亲自出长安城相迎,将董景道接至大司马府中,盛情款待,并且向老先生详细介绍了长安城内新建学校的情况。他说目前师资都到位了,打算您一履任,便即公开召生,我的计划是,不论出身,只要有志向学者,十五以上,四十以下,皆可入学。
之所以规定年龄,是汉代就有年逾六十,白发苍苍仍为太学生的,裴该觉得这完全是浪费教育资源嘛,那种老帮菜就算学出来了,还能做什么?我搞教育是为了培养基层官吏,还真不是玩儿慈善啊。
董景道沉吟道:“不论出身,皆可入学么?还须加以甄别,以免假意向学及作奸犯科者混杂其中……”
裴该点头道:“这是自然……”官学生自然学杂费全免,并且公费住宿,甚至公费吃喝,这些优惠条件一颁布,不知道什么阿猫阿狗都削尖了脑袋想要挤进来呢,我又哪儿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浪费?
于是对董景道解释说:“京师国子学及太学,只召官员子弟,即便汉代太学生,亦由官吏荐举,某以为,如此则闭了不少士人向学之门,有违夫子‘有教无类’之本意也。或云当使其长吏审核身份,出具凭信,证明向无作奸犯科事,始可入学,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,则一郡一县士人难免蒙屈。
“因此将审核之权,尽付于先生,有何才具,须作何考试始可入学,入学后当遵学律,而学律如何制定,等等,请先生详细筹划,与我相商,以便具体行文。商议既定,条文既具,则无论招收、开革,权在先生,行台绝不掣肘。”
说到这里,裴该微微一笑,打比方说:“譬若某人曾犯国法,既已得赦,则先生若观其为可造之才,有悔过之意,亦可录用;设若我家子弟,身入学校而违律,只要证据确凿,先生亦可放心开革,我绝不为彼等说情。”
此外裴该还计划着,把教育经费全都下拨给董景道,由他自主筹划,包括召多少学生,怎么开饭费等等。以后行台也会按年统筹出一笔资金来,源源不断地供给,老先生只需要把账做好了,由行台派员前去核查即可。
董景道闻言,表面上不动声色,眼中却分明闪烁着欣悦的光芒,便即朝裴该拱拱手:“多谢大司马。”裴该笑道:“此为国家,非我个人之私,先生何必道谢?唯愿天下才士,咸出先生门下,他日为吏做宰,可以振兴社稷。”
随即二人乃开始就办学的细节问题,展开讨论。董老先生唯有一事不喜,但既然裴该已经开出了那么好的条件,基本上算是给钱给政策,让他独立办学,也便不宜再争了。何事不喜呢?就是“校长”这个名号。
长安行台办学,当然不能再叫太学、国子学,裴该即取汉代地方学、校、庠、序四级的前两字,称为“学校”——在老先生想来,必是如此来由。这倒是无所谓,可是为什么要叫我“校长”呢?
一则校在学下,我凭啥不能叫“学长”?二则“长”字用作官称,并不尊贵,譬如大县为令,小县为长,再譬如大司马三军中,队以下三级主官才称长,再上就称督乃至帅了。
所以老先生认为最合适的名称,应该为“学令”,再不济模仿中央,直接叫博士也成啊……算了,不跟大司马纠结这些细节问题了,我先做几年校长再说吧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董景道与裴该大致商议定了,便即退归为他准备的精舍,去拟定办学的计划书。但计划书还没能报上来,裴该便即得到裴诜急报,说平阳内乱,刘粲已然挥师北上了。
于是急召幕僚们商议,大家伙儿都说,可以命甄随趁此机会夺占汾阴和闻喜,从而收复河东全郡。尤其是裴家那几个,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——虽说其实很多人打出生就没怎么回过老家——偏偏刘粲堵在临汾和绛邑之间不走,则为了大局考虑,只好先忍着,如今终于忍无可忍,不必再忍啦。
几名武夫想得更远,郭默当即建议:“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,刘粲、刘曜相争不休,我军正好趁机北上,击其虚疲,直下平阳!”
陶侃也说:“譬如昔年魏武定河北,用郭嘉之计,先纵二袁相争,然后趁间取利——臣以为是其时也,当命甄随收复河东后,继续北上,寻机或可再克复平阳。”
诸将都说,平阳是胡汉根基所在,即便死马,也有几斤骨头,光靠甄随一旅之众,恐怕难克。就此纷纷请令,希望能够带兵上阵,增援甄随。
然而度部掾柳卓却连连摇头,说:“倘若粮秣物资充足,我军早便下河东而向平阳了,何待二刘相争啊?而今府库空虚,若非日前周士达遣人资供,早已入不敷出,恐怕我亦一头撞死在明公驾前了……岂有余力,再供输更多兵马北上哪?”
所谓“周士达遣人资供”,是指杨虎在汉中屯积了不少粮食,周访本来粮秣将尽,既得进入南郑,一下子就吃得满嘴流油。然而汉中虽然多年积聚,粮秣丰足,武器装备却比较稀缺,周访正在烦闷,杨虎献计,说咱们不如拿粮食去关中换兵器吧。
因为此前裴该利用郁翎等商贾,就跟杨虎做过买卖,虽然双方乃是敌国,而且还见过仗——杨虎曾经奉李雄之命,北出应援过杨难敌——不宜官方交往,但可以通过私商假做走私生意嘛。
周访因此便取出万余斛粮草,供输关中,解了柳卓的燃眉之急。不过周士达并没有明言交换,他派女婿陶瞻前来,自称是因为大司马此前派兵策应,又命上洛郡守裴轸送粮——虽然没派上用场——故而特意贡献以酬恩德。特命陶瞻与其父陶侃私见,备言汉中甲杖如何欠缺,不便抵挡巴氐的侵扰,陶侃会意,当即上禀裴该,请裴该以数十领甲、数千柄刀、数千支矛,及少量弓矢下赐。
然后当然也会说,关中正缺粮食,汉中若有,可再贡些来;关中兵器尚有余裕,汉中若乏,也可明打申请。
——这就对了嘛,同朝为臣,上下级之间,做什么生意啊?我们是正常的贡献和赐予关系。
因而柳卓今日提起此事来,陶侃就和颜悦色地问道:“既下闻喜、汾阴,搜其府库,及命县中大户供应,颇能得粮。但不知预估其数,及府库所有,可再出多少军啊?”
柳卓沉吟少顷,手指拢在袖子里盘算了一番,回应道:“最多五千军……闻喜、汾阴所有,难以估算,若计点府库现存,则以两千为宜。”
郭默连声道:“太少,太少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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