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八章、十二部
段匹磾是在二月中旬幽禁了刘琨的,其后温峤南下、北归,约摸两个月的时间,时序很快便迈入了这一年的仲夏五月。
在这段时间里,各方情势还算安稳,中原地区难得地太平了一段时间。主要是去岁和年初两场大仗,几乎把各方势力所积聚的力量都消耗了大半,亟欲进入一段稳定的积储期——尤以平阳政权为甚。
唯一的小规模战事,发生在河东地区,甄随既然听闻祖逖已退羯师,又得了裴该的催促,他便快速进军,收复了解县和猗氏,进逼安邑。胡汉在河东郡内的军事力量齐集安邑,严防死守,甄随攻了数日,见不易下——他本人并不擅长攻城战——便即转向,抄掠乡间,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阳县。
同时李矩派遣郭诵率兵西出,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东垣县,与关中势力连成一气。至此河东郡唯安邑和其北的闻喜、汾阴三县,尚在胡军手中。但三县中豪门大户,除裴氏外,多数背反,呼应晋军,导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。
秦州方面,裴粹姗姗来迟,终于抵达了冀县——裴该怀疑这位叔父是在观望成败,估计自己若不击退胡军,他绝不肯自凉州南下——与裴嶷交接过了,裴文冀乃得返回长安。裴该遂与裴嶷等人反复商讨后,重新梳理了关中的政权体系。
与刘琨相同,裴该脑袋上也同时戴着好几顶帽子,手下好几套班子,只是相互交叉,实际上在一起办公,并不存在互不统属的问题,但他仍然觉得如此下去,必然会引发职权不明、人浮于事的问题,因此尝试统合之。
原本裴该初建行台于长安,政治改革的步伐还不敢迈得太大,如今留镇关中,忽忽已将一岁,加之挫败胡师,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,裴嶷因此奉劝:“明公此时不尽更旧制,更待何时啊?”
尤其这会儿梁芬、荀崧尚在,有什么事儿都方便给你兜着,即便你自己出台一套新体制,他们也能劝说天子,让你顺利通过。倘若再过几年,梁、荀总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时候——以最近祖约逐李容的趋势来看,朝中的均势恐怕维持不了太长时间——到时候必然难办哪。
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,正式向朝廷上奏,为了统合关中各部门,行台仿朝廷制度,新命一套官职体系。
行台制度虽然始于魏晋,但当时还不完善,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为二,行在和行台各执一部分——而裴该此前却把整个朝廷系统打包全都给发洛阳去了。在原本历史上,到了北魏时期,于地方上建大行台——其实就是后世行省的雏形——大行台的班子与中央毫无二致,也就是说,大行台也命尚书,分曹理事,甚至于还可能有中书省、秘书省……
而以目前的状况,裴该还不可能那么办——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办——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,用旧瓶装了新酒。
晋制,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,府中设长史一人,加兵者,增设司马一人,皆秩千石;其下有从事中郎二人,秩比千石;再下是主簿、记室督、西东曹掾、户仓贼曹令史属等职。裴该仍使裴嶷为长史,陶侃为司马,分掌民政和军事;另以裴诜、王贡二人为从事中郎,实掌监察幕府诸事,以及对外情报工作。
而于长史、司马之下,则仿效中央,设尚书,分曹理事——当然啦,名字得换一个。
尚书由台而省,从内朝转为外朝,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,此际尚无后世六部之别,而设诸曹——据说汉末曾有人说过,尚书分曹理事,是预示着曹氏当兴,甚至代汉……
尚书初设于秦代,隶少府;汉武帝开始作为内朝班底;汉成帝时始分五曹,其后历有增减,晋初置吏部、三公、客曹、驾部、屯田、度支六曹,而今则为吏部、殿中、五兵、田曹、度支、左民六曹。此外,晋武帝还析分六曹为直事、殿中、祠部、仪曹等总共三十五曹,置尚书郎二十三人,更相统摄;如今则省为二十六曹(主要是兵权多外放,尚书省于军政上被迫缩编),置二十六郎。
裴该在行台分部门办公,就不便再以曹名了,他干脆套用后世的“部”名,各部首脑称掾,秩比千石。
——这是给朝廷打的报告,分的级别,实际上在行台内部,长史、司马皆列三品正卿,从事中郎与各部掾列四品亚卿。
长史下属七部,分别为:吏部,掌选举和官员的考绩,吏部掾为周铸周子锋;民部,掌民事,民部掾为裴通裴行之……
——裴通本为尚书郎,但是后来裴该把另两名从兄弟裴暅、裴彬也都塞进尚书省去了,裴通被迫整天要瞧那俩嫡派的兄长、从兄脸色,干脆辞职,转投大司马幕府。
度部,掌财税,度部掾为柳卓柳子高;刑部,掌刑罚、辞讼,刑部掾为韦泓韦深之;工部,掌营造、修缮,工部掾为徐渝徐子垠;虞部,掌山林水泽及矿藏,虞部掾为柳习柳季言;商部,掌流通事,商部掾为路德路陆修。
——本来裴该打算任命郁翎负责商部的,但那家伙最近官商做得不亦乐乎,财富滚雪球一般增值,实在没心思坐衙任官,反复推辞,裴该也只得暂且作罢。
相比中央尚书台,这套行台的民政系统缺少主掌典礼、祭祀的部门,这是因为祭由天子,这方面职权,裴该不宜篡夺——再者说了,典礼可以暂归民部,至于祭祀,他还真没这方面需要。
司马下属五部,分别为:兵部,掌军政,兵部掾为辛攀辛怀远;枢部,掌军令,枢部掾为郭默郭思道;警部,掌地方治安事,各郡县戍守军亦受统辖,警部掾为李矩李茂约;屯部,掌屯田事(这部分将随着分田编民,徐徐转归民部),屯部掾为钟声钟艾华;行部,掌联络及外族事(因为不能算外交,也非理藩,故此不可名为鸿胪或典客,乃套用汉代大行令之名,称行部),行部掾为游遐游子远。
此外,保留记事部门,为大司马秘书,以郭璞郭景纯担任记事督,为五品上大夫。
军队方面,三军帅、佐及司马不变。中军辖一、二两旅,第一旅以甄随为帅,姚弋仲为佐,下辖劫火营(即第一营)和二、三两营;第二旅以王泽为帅,谢风为佐,下辖摘星营(谢风兼任其督)、劫火左营和灞上营。前军辖第三旅,陆和为帅,高乐为佐,下辖武林营、武林右营和雷霆营。后军辖第四旅,陆衍为帅,董彪为佐,下辖厉风营、蓬山营和第十二营。
——部分左右为名的营头合编,即舍其号。
单设骑兵旅,北宫纯为帅,罗尧为佐,下辖骐骥营和骑兵第二营。改部曲营为警卫营,仍以文朗为营督。
各营营督以上多为少将衔,只有两个例外,一是第一旅旅佐姚弋仲,资历尚浅,不过他是从部曲营外放的,故此以上尉低衔而行高职;二是厉风营督周晋,以其前败,弃守夏阳,故此也只授上尉衔。
定官分职之后,裴该便将陶侃、郭默二军帅尽皆召还长安,使就任司马与枢部掾——驻安定之前军,暂由军佐陆和统领,驻冯翊之后军,暂由军佐刘夜堂统领。这是为了避免将领军阀化,尤其陶、郭二人皆非裴该原从——并不是说若非原从班底必信不过,问题那二位成名都在裴该守徐之前,不但威名素著,易为军民所拥戴,而且本来就有军阀化的倾向;不似原从诸将,多为白身从军,根基较浅,抑且在进入关中之前,一直接受裴该垂直领导,“兵为将有”的观念也要相对淡薄一些。
可是裴该没有想到,陶士行竟然抱子而归!
陶侃本籍鄱阳郡枭阳县,后来徙居庐江郡寻阳县,其父陶丹,为东吴的扬武将军,其兄陶操,按照当时的惯例,长时间在武昌为质,这二位入晋后皆未出仕。因而陶氏贫寒,陶侃本人是从寻阳县中小吏起家的,适逢乱世,遂得乘时而起,青云直上。他娶妻龚氏,生育数子,后来富贵了纳妾、拥婢,又生数子,加起来竟有九人之多——据说女儿数量更多!
陶侃当日是孤身跑来徐州履任的,把妻妾、子女全都留在了江东。据裴该所知,其长子陶洪曾为司马睿掾,早卒,次子陶瞻娶周访之女为妻,如今在周访军中为参军事,其下活着的尚有五子,多在郡县任小吏。其妻龚氏,则是在陶侃北渡后不久去世的。
所以陶士行孤零零一个人北渡,后来又孤零零一个人追随裴该,杀入关中,等到局势略微稳定一些,自然难免“寡人有疾”,即在驻大荔时,又择当地士人之女,纳了两房妾室。然而裴该想不到的是,以陶侃的年龄——本年论虚岁已六十整了——竟然还能使妾室有身,并且真的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来!
这老家伙体格还真好啊!我是不是也要学着他每天早上起来搬砖呢……
陶侃新诞之子,排行第十,起名为“胡奴”——这是因为儿子降生的时候,老爹正在率军抵御胡寇,因此才起了这么一个“恶名”。他若不提儿子之名,还则罢了,一提“胡奴”二字,裴该不禁恍然——敢情是那小子啊!
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过这个“陶胡奴”(陶范)的轶事,一则说袁宏做《东征赋》,却偏偏不提陶侃,胡奴就把他引诱到偏狭的小屋里,以白刃相加,逼他把老爹的事迹给添加进去;二则说王胡之困窘于东山,胡奴时为乌程令,派人送了一船米给他,王胡之坚决不受,说我要缺吃的就去问谢家要了,干嘛要你陶家的米啊?
这说明了陶氏寒门庶族,即便陶侃在东晋官至侍中、太尉,都督八州诸军事,封长沙郡公,照样被袁、王等豪门瞧不起。不过历史已被改变,如今的世族排序、升降名次,都操于裴该之手,鄱阳陶位列第五十二名——其实本来想拉到三十名以内的,陶侃坚辞不受——也算是中上等门户了。即便一时难以服众,时间一长,自然习惯成自然,相信胡奴长大之后,不会再遭人白眼吧——起码遭不到琅琊王姓的白眼。
裴该因而问陶侃:“君诸子在南,无所展布,何不召入关中,受我幕府之职啊?”
陶侃推辞道:“犬子唯道真(陶瞻)勉强可用,然而见在周士达幕中,不便相召;余皆碌碌,怎敢滥竽充数,忝受大司马之禄呢?”
其实他原本是计划着叫一两个儿子北上的,目的不是为了出仕,也不是为了照顾自身起居,而是打算押给裴该做人质。裴该反复打散、整编各营,本是为了避免部属军阀化倾向,但无论甄随还是陶侃,因其时代的局限性,全都理解不了,还以为是大司马担心权柄下移,故而多疑多忌,信不过咱们……
陶侃初为王敦所排挤,被迫渡江之时,还颓丧地认定自己前途基本上算是完了,他可没想到,以徐、兖之兵,积聚短短数年之后,便可直取洛阳,克复中原。所以原本只想着在下邳内史的职务上随便呆两年,然后我就辞职回乡下老家去——终究五十多岁啦,去日无多,何必再辛苦奔波呢?
谁成想一口气就杀到了关中来,并且逐渐站稳了脚跟,裴该还授以重任,使为幕府司马,实统大司马后军。陶士行的雄心壮志,就此重又泛起,心说廉颇老尚能饭,王翦白发灭楚,赵充国年逾七十,尚能为国守边,我身子骨那么好,说不定还能有七八年甚至十来年可蹦跶呢;且就时局而论,我之事业,当在中原,估计短时间内是回不去老家了。
既然如此,不如召一二子前来,任质于大司马,使他可以放心吧。
原本是这么计划的,但还没来得及写信叫儿子,新妾便又诞育一子。陶侃心说妥了,我就把这个小儿子养在长安城中,充作人质,大司马乃可释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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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一的小规模战事,发生在河东地区,甄随既然听闻祖逖已退羯师,又得了裴该的催促,他便快速进军,收复了解县和猗氏,进逼安邑。胡汉在河东郡内的军事力量齐集安邑,严防死守,甄随攻了数日,见不易下——他本人并不擅长攻城战——便即转向,抄掠乡间,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阳县。
同时李矩派遣郭诵率兵西出,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东垣县,与关中势力连成一气。至此河东郡唯安邑和其北的闻喜、汾阴三县,尚在胡军手中。但三县中豪门大户,除裴氏外,多数背反,呼应晋军,导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。
秦州方面,裴粹姗姗来迟,终于抵达了冀县——裴该怀疑这位叔父是在观望成败,估计自己若不击退胡军,他绝不肯自凉州南下——与裴嶷交接过了,裴文冀乃得返回长安。裴该遂与裴嶷等人反复商讨后,重新梳理了关中的政权体系。
与刘琨相同,裴该脑袋上也同时戴着好几顶帽子,手下好几套班子,只是相互交叉,实际上在一起办公,并不存在互不统属的问题,但他仍然觉得如此下去,必然会引发职权不明、人浮于事的问题,因此尝试统合之。
原本裴该初建行台于长安,政治改革的步伐还不敢迈得太大,如今留镇关中,忽忽已将一岁,加之挫败胡师,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,裴嶷因此奉劝:“明公此时不尽更旧制,更待何时啊?”
尤其这会儿梁芬、荀崧尚在,有什么事儿都方便给你兜着,即便你自己出台一套新体制,他们也能劝说天子,让你顺利通过。倘若再过几年,梁、荀总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时候——以最近祖约逐李容的趋势来看,朝中的均势恐怕维持不了太长时间——到时候必然难办哪。
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,正式向朝廷上奏,为了统合关中各部门,行台仿朝廷制度,新命一套官职体系。
行台制度虽然始于魏晋,但当时还不完善,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为二,行在和行台各执一部分——而裴该此前却把整个朝廷系统打包全都给发洛阳去了。在原本历史上,到了北魏时期,于地方上建大行台——其实就是后世行省的雏形——大行台的班子与中央毫无二致,也就是说,大行台也命尚书,分曹理事,甚至于还可能有中书省、秘书省……
而以目前的状况,裴该还不可能那么办——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办——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,用旧瓶装了新酒。
晋制,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,府中设长史一人,加兵者,增设司马一人,皆秩千石;其下有从事中郎二人,秩比千石;再下是主簿、记室督、西东曹掾、户仓贼曹令史属等职。裴该仍使裴嶷为长史,陶侃为司马,分掌民政和军事;另以裴诜、王贡二人为从事中郎,实掌监察幕府诸事,以及对外情报工作。
而于长史、司马之下,则仿效中央,设尚书,分曹理事——当然啦,名字得换一个。
尚书由台而省,从内朝转为外朝,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,此际尚无后世六部之别,而设诸曹——据说汉末曾有人说过,尚书分曹理事,是预示着曹氏当兴,甚至代汉……
尚书初设于秦代,隶少府;汉武帝开始作为内朝班底;汉成帝时始分五曹,其后历有增减,晋初置吏部、三公、客曹、驾部、屯田、度支六曹,而今则为吏部、殿中、五兵、田曹、度支、左民六曹。此外,晋武帝还析分六曹为直事、殿中、祠部、仪曹等总共三十五曹,置尚书郎二十三人,更相统摄;如今则省为二十六曹(主要是兵权多外放,尚书省于军政上被迫缩编),置二十六郎。
裴该在行台分部门办公,就不便再以曹名了,他干脆套用后世的“部”名,各部首脑称掾,秩比千石。
——这是给朝廷打的报告,分的级别,实际上在行台内部,长史、司马皆列三品正卿,从事中郎与各部掾列四品亚卿。
长史下属七部,分别为:吏部,掌选举和官员的考绩,吏部掾为周铸周子锋;民部,掌民事,民部掾为裴通裴行之……
——裴通本为尚书郎,但是后来裴该把另两名从兄弟裴暅、裴彬也都塞进尚书省去了,裴通被迫整天要瞧那俩嫡派的兄长、从兄脸色,干脆辞职,转投大司马幕府。
度部,掌财税,度部掾为柳卓柳子高;刑部,掌刑罚、辞讼,刑部掾为韦泓韦深之;工部,掌营造、修缮,工部掾为徐渝徐子垠;虞部,掌山林水泽及矿藏,虞部掾为柳习柳季言;商部,掌流通事,商部掾为路德路陆修。
——本来裴该打算任命郁翎负责商部的,但那家伙最近官商做得不亦乐乎,财富滚雪球一般增值,实在没心思坐衙任官,反复推辞,裴该也只得暂且作罢。
相比中央尚书台,这套行台的民政系统缺少主掌典礼、祭祀的部门,这是因为祭由天子,这方面职权,裴该不宜篡夺——再者说了,典礼可以暂归民部,至于祭祀,他还真没这方面需要。
司马下属五部,分别为:兵部,掌军政,兵部掾为辛攀辛怀远;枢部,掌军令,枢部掾为郭默郭思道;警部,掌地方治安事,各郡县戍守军亦受统辖,警部掾为李矩李茂约;屯部,掌屯田事(这部分将随着分田编民,徐徐转归民部),屯部掾为钟声钟艾华;行部,掌联络及外族事(因为不能算外交,也非理藩,故此不可名为鸿胪或典客,乃套用汉代大行令之名,称行部),行部掾为游遐游子远。
此外,保留记事部门,为大司马秘书,以郭璞郭景纯担任记事督,为五品上大夫。
军队方面,三军帅、佐及司马不变。中军辖一、二两旅,第一旅以甄随为帅,姚弋仲为佐,下辖劫火营(即第一营)和二、三两营;第二旅以王泽为帅,谢风为佐,下辖摘星营(谢风兼任其督)、劫火左营和灞上营。前军辖第三旅,陆和为帅,高乐为佐,下辖武林营、武林右营和雷霆营。后军辖第四旅,陆衍为帅,董彪为佐,下辖厉风营、蓬山营和第十二营。
——部分左右为名的营头合编,即舍其号。
单设骑兵旅,北宫纯为帅,罗尧为佐,下辖骐骥营和骑兵第二营。改部曲营为警卫营,仍以文朗为营督。
各营营督以上多为少将衔,只有两个例外,一是第一旅旅佐姚弋仲,资历尚浅,不过他是从部曲营外放的,故此以上尉低衔而行高职;二是厉风营督周晋,以其前败,弃守夏阳,故此也只授上尉衔。
定官分职之后,裴该便将陶侃、郭默二军帅尽皆召还长安,使就任司马与枢部掾——驻安定之前军,暂由军佐陆和统领,驻冯翊之后军,暂由军佐刘夜堂统领。这是为了避免将领军阀化,尤其陶、郭二人皆非裴该原从——并不是说若非原从班底必信不过,问题那二位成名都在裴该守徐之前,不但威名素著,易为军民所拥戴,而且本来就有军阀化的倾向;不似原从诸将,多为白身从军,根基较浅,抑且在进入关中之前,一直接受裴该垂直领导,“兵为将有”的观念也要相对淡薄一些。
可是裴该没有想到,陶士行竟然抱子而归!
陶侃本籍鄱阳郡枭阳县,后来徙居庐江郡寻阳县,其父陶丹,为东吴的扬武将军,其兄陶操,按照当时的惯例,长时间在武昌为质,这二位入晋后皆未出仕。因而陶氏贫寒,陶侃本人是从寻阳县中小吏起家的,适逢乱世,遂得乘时而起,青云直上。他娶妻龚氏,生育数子,后来富贵了纳妾、拥婢,又生数子,加起来竟有九人之多——据说女儿数量更多!
陶侃当日是孤身跑来徐州履任的,把妻妾、子女全都留在了江东。据裴该所知,其长子陶洪曾为司马睿掾,早卒,次子陶瞻娶周访之女为妻,如今在周访军中为参军事,其下活着的尚有五子,多在郡县任小吏。其妻龚氏,则是在陶侃北渡后不久去世的。
所以陶士行孤零零一个人北渡,后来又孤零零一个人追随裴该,杀入关中,等到局势略微稳定一些,自然难免“寡人有疾”,即在驻大荔时,又择当地士人之女,纳了两房妾室。然而裴该想不到的是,以陶侃的年龄——本年论虚岁已六十整了——竟然还能使妾室有身,并且真的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来!
这老家伙体格还真好啊!我是不是也要学着他每天早上起来搬砖呢……
陶侃新诞之子,排行第十,起名为“胡奴”——这是因为儿子降生的时候,老爹正在率军抵御胡寇,因此才起了这么一个“恶名”。他若不提儿子之名,还则罢了,一提“胡奴”二字,裴该不禁恍然——敢情是那小子啊!
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过这个“陶胡奴”(陶范)的轶事,一则说袁宏做《东征赋》,却偏偏不提陶侃,胡奴就把他引诱到偏狭的小屋里,以白刃相加,逼他把老爹的事迹给添加进去;二则说王胡之困窘于东山,胡奴时为乌程令,派人送了一船米给他,王胡之坚决不受,说我要缺吃的就去问谢家要了,干嘛要你陶家的米啊?
这说明了陶氏寒门庶族,即便陶侃在东晋官至侍中、太尉,都督八州诸军事,封长沙郡公,照样被袁、王等豪门瞧不起。不过历史已被改变,如今的世族排序、升降名次,都操于裴该之手,鄱阳陶位列第五十二名——其实本来想拉到三十名以内的,陶侃坚辞不受——也算是中上等门户了。即便一时难以服众,时间一长,自然习惯成自然,相信胡奴长大之后,不会再遭人白眼吧——起码遭不到琅琊王姓的白眼。
裴该因而问陶侃:“君诸子在南,无所展布,何不召入关中,受我幕府之职啊?”
陶侃推辞道:“犬子唯道真(陶瞻)勉强可用,然而见在周士达幕中,不便相召;余皆碌碌,怎敢滥竽充数,忝受大司马之禄呢?”
其实他原本是计划着叫一两个儿子北上的,目的不是为了出仕,也不是为了照顾自身起居,而是打算押给裴该做人质。裴该反复打散、整编各营,本是为了避免部属军阀化倾向,但无论甄随还是陶侃,因其时代的局限性,全都理解不了,还以为是大司马担心权柄下移,故而多疑多忌,信不过咱们……
陶侃初为王敦所排挤,被迫渡江之时,还颓丧地认定自己前途基本上算是完了,他可没想到,以徐、兖之兵,积聚短短数年之后,便可直取洛阳,克复中原。所以原本只想着在下邳内史的职务上随便呆两年,然后我就辞职回乡下老家去——终究五十多岁啦,去日无多,何必再辛苦奔波呢?
谁成想一口气就杀到了关中来,并且逐渐站稳了脚跟,裴该还授以重任,使为幕府司马,实统大司马后军。陶士行的雄心壮志,就此重又泛起,心说廉颇老尚能饭,王翦白发灭楚,赵充国年逾七十,尚能为国守边,我身子骨那么好,说不定还能有七八年甚至十来年可蹦跶呢;且就时局而论,我之事业,当在中原,估计短时间内是回不去老家了。
既然如此,不如召一二子前来,任质于大司马,使他可以放心吧。
原本是这么计划的,但还没来得及写信叫儿子,新妾便又诞育一子。陶侃心说妥了,我就把这个小儿子养在长安城中,充作人质,大司马乃可释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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